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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论与选择论 ——权威主义政权民主转型的两种分析视角 摘要： 民主化是二十世纪后期的一个潮流，而对权威主义政权的民主转型的分析可以从多种维度进行分析和解释，作为寻求历史发展规律的决定论和基于精英主义的选择论则是众多方法论中的两种典型范式。本文试图通过将两种范式用于分析权威主义政权的民主转型进行比较，得出各自的特点。 关键词：转型 现代化 精英主义 合法性 范式 亨廷顿在《第三波——二十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中》讲述了二十世纪后期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尤其是像亚洲的新加坡、韩国，以及拉美的巴西、阿根廷等国家普遍出现由权威主义政权向民主政权转型的趋势。民主政权成为现代国家的共同选择，民主和现代化构成转型中的两大核心要素。然而，对于由权威主义向民主化转型路径并没有统一的认识。无论哪种政权的转型都可以从两视角的方法论进行分析——基于历史发展观的决定论和基于精英主义的选择论。其实对于权威主义民主转型路径的分析方法论来说，无论是决定论还是选择论，都不可能是绝对定律，因为只从其中一个角度来分析和解释这一转型总有其鞭长莫及之处，然而这正是社会科学的特点，没有金科玉律，只有逻辑的判断和理性的推导。 一．权威主义民主转型概述 历史决定论是马克思主义在分析国家问题上的惯用方法。在分析权威主义的民主转型问题上，历史决定论是一个主要流派，事实上，从国家的起源到后续政权的转型、更替甚至革命都可以从力求寻找发展一统规律的决定论中略见一斑。按照这一规律，权威政权向民主政权转型是权威主义式微，合法性衰落，失去历史地位而民主时兴并应然的取代权威主义政权的结果。二战后，权威主义曾大行其道。出现权威主义的国家无一例外都是强国家弱社会的关系状态，国家有很强的吸附社会能力，具有较高的能力和自主性。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扮演了主导角色，不仅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在维持社会稳定和秩序、维护社会道德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权威主义政权的存在有其历史契机，二战后，像亚洲的韩国、新加坡，南美洲的阿根廷等国家都或多或少完成了权威政权的构建。 按照居安·林茨的观点，可以将二战后权威主义政权划分成四大类：第一，官僚政治军人型权威政权；第二，有机的国家制（合作主义的权威政权；第三，后民主期的动员型权威政权；第四，后极权期的权威政权。无论哪种类型的权威主义政权，在建立之初，都必须解决两个问题：首先是迅速构建起政治和制度框架，应对可能产生的危机；其次，合法性的塑造，这一点甚至比第一点更重要。要解决第一个问题，大多数权威主义政权都会采用类似于国家主义的的政治治理模式。这一国家主义模式的特征表现为： 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并不受民主社会的那种选注制度和法律的约束，政府可以自由地推行国家策略。 官僚集团采取不同的政教合一的形式，借助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体系来控制民意，驾驭国家。（事实上，传统文化对权威的服从会提高国家对社会资源的提取能力和社会动员的威信力，如东亚的“世俗儒教”） 充分运用国家的暴力潜能或其他强制性手段，来保证民众服从统治层的意愿，依靠伦理精神来行使权力，维系社会。 政府结构通过产权国有制度和私人垄断资本相结合的混合经济形式，来控制各种社会利益集团。 大多数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不受尊重获得不到保障，甚至受到特殊身份集团和金钱政治的宰制。【1】 对于制度建构来说，其目的是维护政权，提供政治运作的模板，将板块化的政权转化为理性的政治体系和程序化工具，因此，在短时间内构建起来的权威主义政权框架必然存在着缺陷，隐藏着解构的危机和民主化转型的因素。正因为如此，在许多国家建立起权威政权后不久，就出现二十世纪中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实际上，二战后形成的权威主义有别于传统的权威主义，某种程度上讲，是特殊时期形成的新权威主义，这种权威主义政权更多的带有过渡政权的性质，最突出的一点是——新权威主义政权与政治势力（军队、政党、官僚）之间代理关系的非规范化，而这一非规范化因素将导致新权威主义政权结构存在重大缺陷。虽然短时间内要求新权威主义政权的架构建立会留下预期的隐患，但至少在政权建立之初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在社会变迁的状态下急需将动态的社会秩序稳定下来，使新的国家形态规范到正常的轨道上来。对于第二个问题，即合法性的塑造之所以比制度构建更为重要，是因为新权威主义政权建立之初社会便不存在正常的制度框架，各种可能的社会力量和集团通过斗争和整合力求组建政权，政权组建和维护的基础便是社会民众或力量集团的认可和接受。但是这里的合法性在建立之初或许并不是民意或公意，在非民主政权的前提下，往往可以先通过力量群体（掌握军队、相关暴力机器或社会中存在较强利益集团通过整合、妥协形成一致）获得政权，再进行合法性的塑造。但无论哪种形式都必须获得合法性和正当性。若新权威主义政权的建立是建立在争取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