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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话六七十年代广州出口画 　　历史场景通常有三种；光明的、黑暗的、平淡的。黑暗的过去很难使人回味；这一辈人里头，文艺界的苦闷年代可以说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老辈文艺界大多不想再提起那段历史。 中国论文网 /7/view-7169370.htm 　　活在不寻常的日子 　　我生于1962年，家父吴灏（1930-），别字子玉，祖上业医，自幼酷爱书画，曾拜赵少昂为师；考入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师从校长丁衍庸学习西洋画；1954年拜上海谢稚柳先生为师，受益良多；1962年经中山大学古文字学者商承祚引荐，进入广东省博物馆工作，负责复制，鉴定，修补等；工作不足半年，适逢全国掀起大精简运动，省博物馆要精简人员过半，单位员工天天在科室争吵，父工龄不足，于是自动请辞，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个体户。 　　在那不事生产的年代，靠画画维持生计谈何容易？要么在事业单位写政治宣传画（油画及水粉），要么就要为国创汇，写出口画。当时没有单位的画家被称为闲散人员，广州没单位的画家有十来人，记得有：卢子枢、李国华、陈子毅、麦汉永、孙锦、沈厚韶，还有我父亲等。这些“闲散劳动力”，写出口画是他们的唯一的选择。后来商承祚教授跟父亲说：“你画这个（出口画）会写坏手势的。”然而，父亲为了生活，别无选择，也是没办法的事。 　　画出口画这行当于50年代末就已有了。1966年“文革”，1967年武斗，这段时间被中断了，不单这一行，全国的生产建设也停顿下来；到1969年政治倾向极左，再到1973年的“批林批孔”、1974年的“批周公”，在这近十年的世界里，知识分子很多被打成“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这些人没工作、没工资，不允许搞私帮，还要受街道居委会、革委会的监管。 　　那时，广州有两家从事工艺画出口的外贸公司，一家是成立于1958年的“黄埔外轮供应公司”（黄埔海员俱乐部及沙面门市部），另一家则是成立于1956年的“广东省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办事处在大德路和人民南路）。父亲通过外轮公司的业务员（黄埔外轮供应公司的业务员叫麦广礼）取得订单，每月计件交货。“文革”前，父亲接订单的数量是没有上限的，能者多得。他交货（出口画）后，出口公司当面给他工钱，遇上旺季还得赶货。 　　父亲曾画过无数的出口商品画，竹帘、竹碟，胶杯，山水花乌，狮虎走兽，从2分钱画到4块钱不等。在我的记忆中，他的最高纪录是一个月画400张画，那时他还年轻，累不倒，可上年纪的卢子枢就不行了，画400张竹帘画，累得半死，结果大病一场，时间是在1963年左右。 　　从1963年到1973年，是我父亲绘画生涯中最惨淡的年代。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国正处于社会政治斗争最激烈的年代。我当时年纪幼小，现在回忆起那番日子，记忆显得有些模糊，只知家里境遇不甚好，很苦闷。父亲终日忙乎，没空理会孩子的功课；母亲是岭南派画家黄少强的小女儿，未受过苦，也看不惯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更挨不惯穷，恰好又遇上她的肺痨大发作，那滋味更不好受。前些天，我与兄长吴裘论及此事时，才知悉当中更多的细节。俗语说：“孩子没娘，说来话长”。关于父亲的这段坎坷往事，还需从头道来。 　　像虎亦如猫 　　自1968年“文革”后要走集体化道路，“单干”的不能与出口公司在经济上有任何直接的联系，一律拨归街道管理。出口公司不能直接发工资给个人，要先通过街道服务站；以我父为例，要向服务站交管理费才能收取酬劳。起初，父亲只需做60元钱的额度，后来竞要做到84元钱，因为他还得另缴20块钱的费用给街道服务站，最后到他手里才是60元，而超出的部分还要倒扣。 　　父亲每个月最多能画21张，每张4元钱（出口公司一张卖16元钱），刚好母亲也能画（上颜色），又多算一个份额，加起来可以做到120元。我母亲是在1970年去世的，她去世后，我父亲只能做回60元。1973年44岁，他决定转行在家教学生，从此不画出口画。屈指一算他干这一行也足有十年。 　　出口画的类型杂而多，除了有国画、竹帘画，还有出口公司发外加工的如竹碟、胶杯画等。竹帘画在“文革”前就已经存在，要拿白板竹帘回来加工，扫一过白矾水，再在上面按国画的形式画，题材丰富，如山水、花鸟、走兽、人物等。1963年至1966年期间，每张画的来料加工费价格分成5角、8角、1元、1.5元不等。由于国画的幅面一般不大，约在40cm×70cm，以山水、花鸟及走兽等题材居多。不过，画这类题材存在相当的局限性，既取决于买主（海外海员）的趣味，同时也受政府的严格监控。 　　关于山水题材的出口画，画家一直都有在画。当时，来广州的日本海员最喜欢水墨山水，因为他们崇尚禅意，容不得半点色彩。在日本的农村家庭里，家家户户都有设一座神庵的习惯，都喜欢在神庵内挂一幅山水画。可以说，日本农村的传统习俗根深蒂固，深受中国文化影响，故在出口画里以日本海员购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