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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戴上了红领巾 　　今年“六一”儿童节，我们五位老朋友聚会。合影时，戴上了少先队的红领巾。这张照片，记录了五位少年工作者一生的信仰和坚持。 中国论文网 /7/view-7206670.htm 　　照片右一是钟立慧，82岁。1954年担任街道办事处辖区少先队辅导员。1956年至1966年在共青团成都市委少年儿童部工作。1973年至1993年在成都市少年宫任群众文化部部长。1987年被评为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1996年获共青团中央颁发的全国一级“星星火炬”奖章。在从事少年儿童工作中，她为少先队活动和少年宫工作写过很多文章和报道，收集在她编印的《情缘》一书中。 　　右二是韩梁，82岁。1955年至1966年在共青团四川省委少年儿童部工作，长期在成都市西城一小蹲点，在该校担任过少先队辅导员，并兼任语文课教师。1982年至1993年任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该社出版了不少好书。离休后，任四川省少先队学会副会长，2006年，21世纪出版社出版了她写的《教育孩子的学问》，发行三万册以上。 　　左一是徐华，左二是蓝星，他们是夫妻。 　　徐华，76岁。1950年成都市建立少年儿童队（以后改名为少年先锋队），她是第一批戴上红领巾的队员。1958年在成都市少年之家，后到共青团成都市委少年部，工作到1966年。1980年至1996年在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任编辑。她写过不少儿童文学作品，多次获奖，代表作《弹琴蛙》发表在《小朋友》杂志，后由北京外文出版社翻译为英、俄、德、法和西班牙等多种外文出版。 　　蓝星，79岁。1955年至1958年在重庆解放西路小学任少先队辅导员。1958年至1966年在《红领巾》杂志任编辑。1980年在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工作，后任副社长。他早年写的诗歌《母校万岁》被选编入全国小学语文教材。1959年与我、黄韶合写了报告文学《刘文学》。他著有儿歌和诗集《露珠中的彩虹》，其中的诗获四川优秀儿童文学奖。 　　我，86岁，被他们称为老大哥，站在他们四人中间，从上世纪50年代起，先后在共青团重庆市第三区委、共青团重庆市委、共青团四川省委少年儿童部工作，参与筹建重庆市少年宫。在《红领巾》杂志工作时，参加中国青少年报刊工作者代表团访问苏联。1964年至1966年，在共青团中央《辅导员》杂志社工作。1982年筹建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离休后，曾任四川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无论在哪一个机关或宿舍，都有少先队员为朋友。 　　我们五位长期或终身从事少年儿童工作，所以才选择“六一”儿童节聚会。我们热爱少年儿童，除了深知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我们事业的接班人，各自还有不同的原因。钟立慧，是看了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决心学习那位名叫华尔华娜的教师，“用星星火炬的光芒，去点亮孩子们的心，让每颗心灵都发出光和热”。韩梁，早年在江苏南通师范学校读过三年书，受两位对孩子有爱心老师的影响，进军西南后分配到共青团四川省委，主动要求到少年部工作，后来也受到《乡村女教师》的激励。蓝星，初中毕业时积极响应学校的号召，报考了师范学校，以后当了少先队辅导员。本着“做一行，爱一行”的精神，不仅爱上儿童，还爱上了儿童诗歌。徐华，在她入队时听辅导员讲“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革命烈士的鲜血染成”，她决心要一辈子戴红领巾，为此读了师范学校，终身从事少年儿童工作。李致，热爱下一代的教育，是受了鲁迅的影响，《关爱明天》杂志有专文报道。社会上有一些人，看不起少年儿童工作者，认为是“娃娃头”或“小儿科”。而我们五人，却以这一经历为荣。 　　这次“六一”聚会，是钟立慧和徐华发起的。半月前蓝星患病住院，我原以为无法聚会了，不料蓝星出院后坚持出席。韩梁这十年间两次癌症，动过两次大手术，做过多次化疗，头发掉光又长出来。考虑到她的健康，既想约她参加又不敢通知她。 我在当天早上打电话，问她身体如何，然后告诉她这次聚会，她马上主动赶来。 　　五位少年儿童工作者，一见面就谈到我们教育孩子，也从孩子那里受到教育。孩子有好奇心，不懂就问，不像成人不好意思或不懂装懂；孩子说真话，不像成人时有顾虑，更有甚者说空话和假话；孩子敏感，乐于接受新鲜事物，不像老年人反应慢、常自以为是或墨守成规，等等。大家的感受很多，可以写篇随笔，这里只能概括几句。 　　我们一起合影留念。钟立慧带来四条红领巾，因韩梁临时加入，少了一条。钟立慧的丈夫杨尊辉立即乘老年车去附近学校的商店买回一条。这样，杨尊辉为戴上红领巾的五位老少年工作者拍下这张照片。杨尊辉是钟立慧的坚强后盾。 　　徐华和蓝星送了一本影集给我。今年是他们的金婚，五十年来，他们互敬互爱，生活幸福。我是他俩的媒人，他们赠影集以示感谢。我很高兴，说自己做媒的成功率百分之百。我敢于这样说，是我一生只做过这一次媒。 　　大家一起吃午饭，边吃边聊。我说，今天是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