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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的叙事,可信的谎言 　　月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1927―2015）驾鹤西去。他的离世，成为文学界、思想界和媒体界人士关注的话题和热评的焦点。在与之相关的纪念文章漫天飞扬的日子里，人们也听到了褒贬不一的声音。而笔者心目中的这位文学达人，同样是个令人纠结的角色。 中国论文网 /5/view-7152934.htm 　　当年读格拉斯的《我的世纪》（1999），虽是德语原版，但不觉语言障碍。那些活生生的故事，拉人闯回20世纪的风风雨雨，看人类百年的历史车轮如何在格拉斯的字里行间碾平春秋岁月。但后来读他的《剥洋葱》（2006）、《盒子》（2008）和《格林词语》（2010）等作品，虽知叙述引人入胜，寓意深刻，却生出不适，磕磕绊绊地往下读。越读，间隙越深，最终，竟痛苦言弃，不曾阅完。是其文风晦涩，佶屈聱牙？仔细想来，并非如此，而是因为那些字句里不时冒出的既陈腐又狡黠的气息，它强硬蛮横、忽明忽暗地侵犯我的精神家园，仿佛雾霾，让人终日不见阳光。面对它，如鲠在喉，呼吸不畅。 　　这陈腐又狡黠的气息，该是格拉斯作品中自始至终折射出的，非他那一代人莫属的道德权威感吧！ 道德权威格拉斯 　　可以说，非格拉斯那代人莫属的道德权威感，建立在经二战炮火历练后的世界观基础上。对于二战结束后的德国社会而言，那样的道德权威绝对必要，也功德无量。都说格拉斯象征着德国战后的良心，让德国人不忘国耻。事实上，战后德国人即刻开始自我反思，几十年如一日，这是有目共睹、毋庸置疑的事实。德国人敢于对本民族曾经犯过的反人类罪行彻底反思，其态度与奥地利的大相径庭，与日本的更有天壤之别。战后的奥地利人扭扭捏捏，半遮半掩，不断抱怨自己是纳粹德国的牺牲品，直至上世纪80年代，才正视历史，将自己定位为纳粹的同谋；而日本，即便二战过去了70年，也还在强词夺理，欲盖弥彰。70年过去了，道德权威格拉斯依旧是德国良心的制高点，独占鳌头。在世界格局早已面目全非的21世纪，格拉斯稳坐钓鱼台，借道德权威之势，用上世纪50年代的口吻评判时事，教训世人。以笔者拙见，其言有时失之偏颇。 　　举例说明。去世前不久，格拉斯曾在家里接受西班牙《国家报》的采访。访谈中，他大聊当今社会的困境，如无处不在的人口过剩和环境污染等，神侃之余，突然危言耸听：“我们正在走向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面临着曾经犯过的错误，就像梦游者，在毫无知觉间走向新的世界大战！”这种典型的格氏语录，让大家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应对。 　　无独有偶。格拉斯辞世后不久，德国《时代周报》撰稿人兼编辑比特纳先生撰文，回顾了格拉斯在他们报社的一次活动，表达出类似的不解。几个月前，格拉斯应邀去位于汉堡附近的《时代周报》报社。当天，报社的会议室人满为患，社里上上下下所有的人，从编辑到助理，从正规军到编外，统统慕名而来，挤入会议室，只为看一眼那位活生生的传奇角色。比特纳先生回忆道，虽然他不认为自己是唯一带着五味杂陈情绪参加活动的人，但还是被满场几近癫狂的崇拜情绪感染了。他认定这种痴爱的场面，任何年轻的作家都与之无缘，即便他或她也得了个诺贝尔文学奖。 　　比特纳先生说，那天的格拉斯身穿红毛衣，外加厚厚的夹克衫，喝着白葡萄酒，滔滔不绝，畅所欲言，而仔细听来，他从头到尾都在叙说着自我，比如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自己的作品如何影响着《时代周报》的读者。比特纳先生说，听着听着，他茅塞顿开，明白了自己为何从来无法读完格拉斯的作品：阻拦的并非格拉斯的文风，而是格拉斯所代表的战后老一代左翼文人的心态。 　　在那篇文章中，比特纳先生毫不客气地放言，如果不是顾全大局，他极想大叫一声：嘿，格拉斯先生！你们那一代说话好方便啊！你们生长的时代，是强势观念和坚定判断胜过一切的时代。而我们的时代呢？我们要一边艰苦工作，一边努力审视身边究竟都在发生些什么！你认为你眼中的世界比真实的世界更重要，可你在义正词严间有着太多的自我！ 　　笔者认为，比特纳先生所言并不为过。如果说从1965到2005年，格拉斯作为独立的左翼人士，鼎力支持德国社民党，对维利？勃兰特、格哈德？施罗德以及海德？西蒙尼斯等人竞选德国总理贡献匪浅，那么同时，他在这几十年里因热衷于时政，持续高调发声中，也渐露陈词滥调，时不时地刚愎自用，以偏概全，流于孤芳自赏。当然，应该承认的是，他在难民处理、战争赔偿和作家自由等问题上慷慨陈词，誓为弱者讨回公道，捧出的，的确是知识分子的良心；但他的锋芒毕露，带着情绪化的意气用事，甚至率性而为，比如他曾对以色列当头棒喝（2012年发表诗作《不得不说的话》），对欧盟政策大肆诋毁（俄罗斯和乌克兰问题），对自我二战行径金蝉脱壳（曾为德累斯顿的纳粹党卫军冲锋队队员），这些举动难免让人怀疑他是否在身体力行，做表里如一的知识分子；或许他一边坐着作家的冷板凳，一边沉溺于思维怪圈，乐于自相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