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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脑袋里的怪东西 　　帕慕克的小说大都有自传性的影子，无论是家族式的传奇，还是个人式的历险。2008年，《纯真博物馆》出版之后，很多读者去信直接追问他是否就是小说中的富家公子凯末尔。帕慕克玩了一个小花招，说他内心情愿读者把自己看作是凯末尔，换句话说，“我期望我的小说被看作是一部虚构作品，一件出自想象的产品――然而，我也愿意读者相信故事及主要人物都是真实的”。这是故事的魅力，也是小说的艺术。 中国论文网 /5/view-7240949.htm 　　时隔几年之后，帕慕克携着长达六百页的最新小说《我脑袋里的怪东西》出现在公共视野里时，一种熟悉而陌生的声音又将我们强烈地吸引住了。陌生的是故事：帕慕克的新作与以往的小说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不是代入感很强的自传性家族故事；这是一个帕慕克不熟悉的世界，属于消逝中的伊斯坦布尔的故事，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街头小贩的爱情史诗、冒险传奇、人生奋斗史。但是这个故事也有让我们感觉到熟悉的音调、熟悉的影子，甚至在细节上，一不留神，我们也能感觉到帕慕克的存在。在他以主人公的化身半夜游荡在伊斯坦布尔的街头时，我们就能感觉到这一点。正如帕慕克所言，在生活方式上他们虽然大相径庭，但是他们头脑里的思想，从小细节里寻找线索、在一条背阴的小街上推究人生哲理的才能和愿望是相似的。 　　帕慕克说他为了写作这本书采访了很多街头小贩：“我对很多人做了采访，他们中有卖钵扎的、卖贻贝、卖烤肉丸的人，还有在街头生活的人和喘息休息的人。然后我把所有这些材料，根据麦夫鲁特脑袋里的怪东西来重新写作。”麦夫鲁特就是小说的主人公，而他脑袋里的怪东西就是让他从繁重的工作中解放出来的东西，就是让他在伊斯坦布尔这个大城市感觉到自己不再孤独的东西，就是让他感觉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东西。 　　帕慕克应该是土耳其最会讲故事的人了，只有一个如此自信的小说家，才会在小说开篇里和盘托出，用短短几百字告诉我们整本书的故事，就好像有种隐秘的语调寻找着与这个故事合拍的理想读者，告诉我们如果你对这个街头小贩的平凡罗曼史不感兴趣，你可以去读其他的书。但我们会继续下去，因为这是帕慕克的声音，也是伊斯坦布尔这座废墟之城现代化的历史。 　　小说的开篇就告诉我们，故事的主人公麦夫鲁特，一个叫卖酸奶和钵扎的街头小贩，1957年出生于亚洲最西端的安纳托利亚中部的一个小村庄。十二岁那年，他来到世界之都伊斯坦布尔，便一直生活在这里。故事结束时是2012年，麦夫鲁特一家和伯父一家搬进了城里的公寓楼，从城外一夜屋的贫民窟到城内的公寓楼，看似简单的跨越，他却用了四十三年。 　　帕慕克从不是循规蹈矩的故事讲述者，他所有的小说都极力在短小的章节与厚重叙事之间找到一种平衡。他喜欢让书中的众多角色从不同的角度开口说话，诉说自己的烦恼和故事。他喜欢愉悦他的读者，而读者也相信他的判断，这是阅读与写作心照不宣的契约。 　　这本小说当然也不会简单采用传统线性叙事手法，故事开始于麦夫鲁特二十五岁那年，在他堂弟苏莱曼的帮助下，他从邻村抢了一个女孩。女孩拉伊哈是他堂兄的妻妹，在堂兄婚礼上一见钟情。麦夫鲁特给她写了三年的情书，却从未收到回信，也从未再见，当他服完兵役决定抢婚和他心爱的女孩私奔时，他才发现这个同他私奔的女孩拉伊哈其实是姐姐，而他当年在婚礼上相中的是妹妹萨米哈。 　　然后我们回到了故事的原点，从麦夫鲁特的一生讲起，从这座城市的变化讲起，帕慕克不紧不慢地让我们领略了一个讲故事的人的魅力。为了吸引我们，他让麦夫鲁特的家族人物一个个出场，从多个角度来交叉讲述他们与麦夫鲁特的故事。但是这种讲述故事的技巧与《我的名字叫红》里多达数十种的叙述视角不同，这里的分别讲述只是为了弥补上帝视角的缺席，为了补充麦夫鲁特的故事完整性而设。 　　帕慕克的小说中一个永远不变的主角是伊斯坦布尔。他的第一部小说《杰夫代特先生》以及后来的《黑书》，都通过伊斯坦布尔城中富足且西化的角色讲述这座城的故事，他甚至以“伊斯坦布尔”为题写了一本自传性质的回忆录。在那本随笔中，帕慕克说伊斯坦布尔“对我而言一直是个废墟之城，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我一生不是对抗这种忧伤，就是（跟每个伊斯坦布尔人一样）让她成为自己的忧伤”。在他的诺奖演讲《父亲的手提箱》中，同样提及，他世界的中心就是伊斯坦布尔，“这不仅是因为我一生都居住在那里，而是因为，在过去三十三年中，我一直在描述她……她比我实际生活的城市更真实。” 　　虽然这本书写的是一个街头小贩的传奇一生，但帕慕克的影子总会出现在麦夫鲁特的身旁，用他的眼睛打量伊斯坦布尔。在伊斯坦布尔生活了二十多年之后，“随着新路、拆迁、楼房、大广告、店铺、地下街道和过街天桥的出现，麦夫鲁特感到伤心，因为他在二十年里熟知并习惯了的城市旧貌消失了；而与此同时，他更多地觉得城市在为自己改变，由此他又感到了一分欣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