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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的文化:中国学者的早期田野采集志反思 　　[摘要]随着近年来博物馆人类学的兴起，有关博物馆的研究被放置在一个更加宽广的视野，研究者不只限于关注博物馆内的物件，对于博物馆所涉及的采集活动即物从田野到博物馆的流动过程也赋予了更多的认识。本文以近期厦大人类博物馆收藏的一批珍贵文献图片资料为基础，结合相关著述，分析著名学家林惠祥先生的早期民族学采集活动，尤其是其1929、1935年两次台湾原住民村社之行，试图通过这一中国较早的人类博物馆的标本采集活动，来分析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与博物馆之间的密切关系，同时也对早期民族学采集活动中涉及的物与他者文化、田野采集志等议题进行反思。 中国论文网 /4/view-7199067.htm 　　[关键词]标本；文化；田野采集志；博物馆人类学；林惠祥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6）01-0001-07 　　对一所博物馆而言，其藏品（collections）种类与丰富程度具有重要的指向意义。长期以来，有关博物馆藏品的研究较多集中在物件本身，而对博物馆标本的采集活动（collecting）及采集者（collector）之间的关系仍然关注不够。随着近年来博物馆人类学的兴起，博物馆的研究被放置在一个更加宽广的视野，研究者不只限于关注博物馆内的物件，对于博物馆所涉及的采集活动即物从田野到博物馆的流动过程也给予了更多的认识。① 　　众多周知，采集（collecting）是绝大多数博物馆不可或缺的一个工作环节，正是通过采集者的活动，在物与博物馆之间搭建了一个重要的桥梁。因此，对于“采集”这一行为实践的研究，不仅可以使博物馆中被展示的静态的“物”变得鲜活起来，而且也促使人们思考物件流动的文化意义。Susan M.Pearce在梳理不同时期西方人对于采集的认识历程时就指出，现代知识背景下有关采集的研究至少会涉及到三个维度：采集的实践（Collecting as practice）、采集的诗学（Collecting as poetics）、采集的政治学（Collecting as politics）[1]（P.28-33），Susan M.Pearce的上述研究提醒我们注意思考标本、采集与采集者之间的复杂关系。 　　本文即以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所收藏的一批珍贵台湾原住民标本为基础，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分析著名人类学家林惠祥先生（1901-1958）与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的早期民族学采集活动，尤其是其1929、1935年两次台湾原住民村社之行，试图通过这一现代中国第一代人类学者较早的标本采集活动，来考察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与博物馆之间的密切关系，同时也对早期中国民族学采集活动中涉及的物与他者文化、田野采集志等议题进行反思。 　　一、林惠祥的早期采集实践 　　作为一个专门化博物馆，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在海内外享有一定声誉，尤其是其馆藏丰富的我国台湾地区以及南洋等地原住民文物，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上述台湾、南洋等地珍贵的原住民文物，相当部分是由该馆的创建者、中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林惠祥先生在民国时期采集而来。② 　　1928年春，林惠祥结束在菲律宾大学研究院人类学系的留学生涯，获得人类学硕士学位。此前一年，蔡元培为改革中国旧有教育制度，于1927年10月在南京筹划成立了中华民国大学院，由蔡元培亲自担任首任院长，倡导学术研究，并广揽人才。林惠祥在厦门大学就读时的国文老师毛夷庚此时恰好担任大学院秘书，他向蔡元培举荐林惠祥，于是蔡元培召林惠祥前往南京，先任特设著作员。1928年6月，国立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所属社会科学研究所设有民族学组，由蔡元培自兼组主任，林惠祥被委任为该组助理研究员，从此开始了其民族学研究生涯。[2]（P.6）而其早期采集活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的。 　　1929年7月，林惠祥因父亲辞世赴台处理丧事，开始了其第一次深入台湾原住民村社的田野调查活动，他在个人自传文《二十五年之秘密》中简略记载了这次田野调查的缘起： 　　余于葬父后即实行前对蔡院长之提议，欲乘机入番地，研究番族，搜集其风俗习惯之标本。乃由台北经基隆，乘小汽船赴东海岸之花莲港，再至台东，入附近番社数处，颇有所得。因于台东时向警厅请求赴红头屿，致惹猜疑，被其派员跟踪调查，在半途花莲港旅馆候我，幸余方赴山内番社，未即回，不与遇，得无事。回台北后，又赴中部高山之日月潭，时未开辟，独行深林山径中。既到，考察既竟，乃买樟脑木所刳制之独木舟一，雇番人由小径偷运出山，中途经一铁线桥，几致失事。渡赴他处，经二个月乃归上海。即写成《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一书，由中央研究院印行，并于周会中作报告。又为南京中央广播电台请去广播。[2]（P.6） 　　从上述引文可知，此次林惠祥赴台田野调查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