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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与清末法律教育改革 　　[摘 要]19世纪中叶，随着与西方国家的“交流”增多，对清末社会的政体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试图以西方法律文化为视角，运用历史分析法梳理其在清末时期发展的概况，分析其对当时法律教育改革产生的积极影响。 中国论文网 /4/view-7125037.htm 　　[关键词]西方文化；清末；法律教育 　　一、西方文化在中国传入与清末法律教育改革的产生 　　19世纪70年代，中国被殖民的现状并没有因为洋务运动的开展而有所改变，整个社会仍然在危机中震荡，强国、富国并未能如愿实现。经过一段时间考察之后，越来越多的开明人士认识到制度的革新才是西方社会发展的根本保障，“天朝国”的政体劣势愈发明显，其病根不在于炮不利、船不坚，而在于政治上的“上下之情不能相通”。于是，人们便开始对政治制度的变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提出了师学西方的“君民共主”，“上下一心”的思想主张[1]，由此，西方民主文化思想开始传入中国。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王韬、郑观应等先后发出了实行“君民共主”的呼声，要求仿行泰西各国“类皆君民一心，无论政治之大小，悉经议院妥酌，然后举行”的良法，实行君主立宪[2]。这被认为西方法律文化在中国的萌芽，但影响非常有限。之后，在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后，特别是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泱泱大国居然被一个岛国所战胜，更是对本已满目疮痍的清末政府致命一击，此时此刻，国人已深刻感受到了亡国灭族的危机迫在眉睫，国人民族意识觉醒，出现了更多要求从基本层面，包括政治法律体制上，进行变法维新的声音。同年，在维新派人士的极力提倡下，光绪皇帝毅然颁布《明定国是诏》，实行变法，其最终目标是推行君主立宪制。虽然此次“变法运动”只维持了百余天便被以慈禧太后为首封建顽固派所镇压，但在康有为、梁启超等进步人士组织学会、办报刊宣传变法、鼓吹“民权”学说的大力倡导之下，议院，国会、立宪等这些西式名词已为社会所知晓，民主观念已深入民心。由此开始的中国“立宪”既是时势的造就，更为当时社会政治所需，不仅是顺应了世界的潮流，更是被认可为救“自己”于“水深火热”中的可行之路。 　　随着清末立宪思潮日益高涨，上至国家政府，下至基层教育，无不需要更多法律人才。特别是清末政府在内政外交上急需熟悉西方法律之人，而此时的传统教育培养却无法适应时代的需要，重视法律教育并培养新式法律人才被视为自强的根本途径，如此，极大的提升了政治法律的地位，人人必须都有法律知识学问，重视法政人才、加强法政教育等“借法自强”的观念成为一种社会共识。法律教育改革呼之欲出，势在必行！ 　　二、清末法律教育的改革内容 　　清末思想家梁启超认为，救世救国的根本在于变法，新法之兴，必依赖于新式行法人才之兴，并指出：法律乃治群的器具，也是文明与野蛮的分际。所以，对于中国来说，非发明法律之学，不足以自存；宜讲求法律之学，不足以文明[3]。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的“先进中国人”之一的严复认为西方强大的秘密在于个人自由观念和价值，中国由弱至强就必须通过移入西方式的个人自由以激发每一个中国人的活力，做到“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于此，关键问题一是推广西学，学习西方文化，二是截取西方法律文化中的自由平等价值。即在当时的中国，要实行君主立宪，必须开民智。在他们看来，中国立宪变法、改变命运在于改革现行教育制度，培养沟通中西的专门人才。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引入并大力推行西方的法律教育。 　　（一）大力兴办法律学堂 　　迫于办理外交事务的压力，最早将西方法律“万国公法（国际法）”作为课程内容引进中国的是清廷于1862年开办的专门培养翻译人才的新式学堂――同文馆，这为其他学堂传授西方法律树立了“模范”。其后，随着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革新以及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被“日本国”打得大败受到的强烈刺激，维新变法之声日渐高涨，宪政思潮不断涌入，一部分进步人士主张开议会、更法律，而前提则是人人懂法，法学教育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同年，洋务派官员盛宣怀请奏设立天津中西学堂（后改名为北洋大学堂）开办，其律例学门下所设的若干法律课目开创了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法律教育。此后，综合性学堂的法律教育相继兴起，于1896年设立的上海南洋公学、江南储才学堂（后改名为江南高等学堂），1897年开办的湖南时务学堂，1898年创建的京师大学堂等也都开设了有关法律教育的课程。 　　1901年“新政”的推行后，清政府以“人才为政事之本，作育之才，端正修明学术”而谕令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于是各省纷纷兴学，先后开办了山东、直隶、河南、安徽、福建、两湖以及湖南等高等学堂，且都开设了有关法律之类的课程。 　　1902年5月12日，清廷下令派沈家本、伍廷芳主持修订法律。在开馆修律过程中，修律大臣认识到，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