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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公民基本权利限制的正当性与限制原则 　　摘 要：公民的基本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如果人人都享有绝对的自由，则人人均无自由可言。因而，在承认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的同时，必然包含着对基本权利的限制。文章指出，对基本权利的限制毕竟导致基本权利的不完整，因而也有必要对基本权利的限制加以规范，否则限制基本权利，则极容易异化为公权力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籍口。正因为如此，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自身也必须接受从根本大法的高度进行限制。 中国论文网 /3/view-7184479.htm 　　关键词：基本权利 限制理由 限制模式 　　中图分类号：D915.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12-073-03 　　作为现代民主国家特征的根本大法，宪法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基本权利是不受限制的绝对自由。基本权利的存在有其绝对正当性，但其行使绝对有界限。一个基本的法理是：如果人人都享有绝对的自由，则人人均无自由可言。因而，公民的基本权利是相对的，对基本权利的限制则是必须和绝对的。 　　显然，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是不可或缺的；虽然限制仅是手段而非目的，但终究是基本权利的樊笼，因而也有必要对基本权利的限制加以规范。否则，公权力极容易以限制是为了保护为籍口，冠冕堂皇地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所以，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自身也必须接受从根本大法的高度进行限制。这涉及到的范畴就是公民基本权利规范的限制范式问题了。 　　一、限制之理由 　　1.公共利益――实质意义限制。在宪法学上，限制基本权利的理由一般包括：公共利益的维护、国家功能的实现和国家的生存、防止侵害他人权利。但是国家功能的实现和国家的生存、防止侵害他人权利两者其实可以属于广义的“公共利益的维护”，因而，一般情况下宪法将公共利益作为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直接理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宪法这条规定不能简单地与后面的数条并列视为公民的基本义务，应当看成是表明社会公益和他人的权利对公民权利行使的界限。无独有偶：德国基本法第11条首先规定了公民的迁徙自由，随即又规定“由于缺乏足够的生活基础，将给社会公共利益带来特别负担时，或联邦或州的生存或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面临危险时，为处理传染病危险、自然灾害和特别重大事故时，或为保护青少年以防堕落或为预防犯罪活动有必要时，可通过法律或依据法律对迁徙自由权予以限制”，在第14条关于财产权的规定中则直接规定“财产权的行使应有利于社会公共利益”。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公共利益”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无法给予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行诸万事而不惑”的定义乃至界定标准，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一方面是因为受益主体的不确定性，利益代表的是一种价值判断，是主体对于客体自我满足程度的感知，因而一群人所认为公共利益在另一群人看来也许是公害，公共利益因而是因人而异的；另一方面，一般理念往往根据“公共”一词简单地将公共利益的对象界定为多数人的利益，即从数量上来界定，然而多数人的利益未必全然符合公共利益，否则就会鼓励“多数人的暴动”，而从现代宪法理念看，公共利益更注重质量方面的强调，因而公共利益的内涵也是不断发展更新的。 　　正因为如此，诸多法学专家担忧“公共利益”概念存在滥用的可能。这种担忧是不无道理的，因着公共利益的不确定性，任何一种国家权力及其运作行为，莫不是为了最广泛意义上的公共利益而存在的，无论是对基本权利的规定、限制，还是基本义务的履行，抑或国家权力的侵犯，都可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这就形成一个悖论：一方面，对基本权利的保障，是国家公共利益所必需。但是，另一方面，对于限制人民基本权利，也是基于公益而为之。有学者建议缩限公共利益的概念，而以“公共福祉”概念取代“公共利益”概念，唯有那些经过“选择的、重大的、特别的公益”才属“公共福祉”之概念，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所谓“公共福祉”和“公共利益”仅有“质”上的差别，在概念和目标上是相近的。 　　因而，公共利益作为限制基本权利之理由并不已足，至少需对公共利益进行具体化处理，就规范层面而言即需要立法者用立法形式将其表现出来。这种不确定概念在有宪法诉讼制度或违宪审查制度的国家，也许可以由宪法解释制度予以具体化，但是在那些宪法诉讼制度缺失的国家，这种空泛的“公共利益”概念要么流于口号而难以发挥作用，要么成为公权力肆意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借口。因而在实证法理念下对基本权利做限制时，不宜对“公共利益”概念陈义过高。 　　2.法律保留――形式意义限制。以“公共利益”概念对基本权利进行限制有其固有的缺陷，因而，从形式意义上对基本权利进行限制益显必要。法律保留是指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