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叶炜《福地》的多层时间隐喻和 女性身体苦难.docVIP

论叶炜《福地》的多层时间隐喻和 女性身体苦难 　　将家族史与中国乡村的历史变迁、现代中国政治进程叠合起来，是近百年来众多长篇小说的基本框架。这是历史语境的自然限定，也与绝大多数作家都有着从乡村迁居城市又终生回望乡村的个体成长史和主体精神史背景密不可分。叙述乡村实际上是在回溯自我，从这个角度说，所有的乡村叙事都包含了民族寓言的预设。 中国论文网 /7/view-7135665.htm 　　叶炜的长篇新作《福地》，作为他“乡土中国”三部曲的收官之作，自有其个体创作史意味；这部作品放在百年乡土叙事图景中，价值如何？我觉得，至少要从以下三个角度对《福地》进行深入剖析和评价，才能判定它对于作者本人、对于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乡土叙事的独特意义。 　　首先，值得肯定的是小说对于故事发生地的文化渊源追溯，即中国乡村因为战争、饥荒等重大变故而长途流徙，既像种子一样随风撒向不知名的异地，又因为在不知名的某个异地入土生根发芽乃至于卓然繁衍，那原本无名的土地因此而有名，最终成就了中华民族这个“共名”。由“嘛庄”到“麻庄”的名称变迁，折射出以土为生依天而生聚族而存的乡村文化机理，自然而混沌，厚朴而平凡。这种乡村发生史，对于整部小说叙事来说，是一个颇具匠心的设计，因为麻庄有了数百年的历史，一直平稳度日，到了风云激荡的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逐步被纳入清晰而残酷的现代政治变迁，原有的乡村文化秩序与观念内核都产生裂变。由异地迁徙而来，形成安稳定居的态势，再次沦入血与火的炼狱，麻庄的子孙再次流徙四方。这样一部乡村文化变迁史，本是乡村子弟的坎坷生存史。一颗种子落于此地，是种子的福气，这块土地因为有了一个村庄的繁衍而变成福地，人与地相互依存，承受福也承担祸，承载生也承续死，“福祸相依”的古老哲理闪烁其间。这种整体象征内涵的寄寓，表明叶炜的文化视野更为开阔，其文化反思的深度与力度也明显增强了；就这种整体象征对于中国乡土叙事的价值来说，它将启发作家在展开乡村现代变迁画卷的时候，还必须深究乡村的前史，把乡村的迁徙历程渗透进入小说叙事之中，作为一种必要的背景，能够大大丰富文本精神空间的深度。人们常常用漂泊流浪之类的词语指称农民或乡村子弟的生存方式，那多出于写作者的自我咂摸，对于绝大多数扎根土地的农民及其子孙来说，他们渴望安居，哪怕不得不迁徙他乡，也还是以安居乐业为归宿的。因此，观察和书写乡村的时候，不能不认真思考迁徙与安居对于乡村和农民的意义，只有这样，才能深切地理解现代情境中农民子弟为土地和乡村所付出的东西是何等沉重，土地与乡村给予他们的精神重负是何等沉重，他们被迫离开祖先开始定居的土地与乡村时，心情是何等沉重。“人与地”的关系，成就了极为复杂的农业中国文化心理机制，是文学屡说还休又屡屡诉说的话题。 　　其次，必须指出的是《福地》对于乡村文化变迁采用的四层时间隐喻，是这部作品最有特色的结构方式，也是比叶炜《富矿》《后土》都更精致的叙事设计。第一层隐喻是借用干支纪年法把全书分成60卷，起于武昌事变的辛亥年，终于1995年，这体现了古老中国的时间循环观念，又融入了世界一体的公元纪年，中国与世界既对话又独立前行的图景呼之欲出。这种时间隐喻应该追溯到现代小说的发轫期，反映了处于世界格局之中的国人心中无法排除又急于摆脱的生存焦虑。鲁迅在《狂人日记》中的运用非常典型：某君昆仲“皆余昔日在中学时良友”，暗示了一种个体生命时间；文言小序结束时有“七年四月二日识”，指的是身处的民国纪年；小说结尾题“一九一八年四月”，则对应着世界时间。人在家国秩序中有明确的时间归属，一旦进入个体生命轨道，则顿然失序，只有昼与夜的循环，甚至连昼夜的界限都不清晰，“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这样的表述实在是令读者惊心动魄的。“忧愤深广”四个字实在是鲁迅的灵魂吐露。个体与家国与世界是叠合的，现代中国的乡土叙事基本都采取类似的家国同构叙事策略，其实不是作家跳不出窠臼，而是缘于百年来中国人无法回避的这种现实情境。《福地》毕竟问世于乡村已经相对宁静的当下，所以采用干支纪年作为全书主框架，中国的现实情境自然成为小说叙事的主体，焦虑渐隐而显深沉恢宏气度。 　　第二层时间隐喻在于，各卷都选择“辰时”“未时”“子时”作为事件发生和推演的时段标志，不注日月而仅标时刻，显然是在暗示乡村世界日复一日的沉缓进程，每一被叙述的时刻与事件因而都指向乡村的日月和年轮，混沌之中显示出清晰的进向，这正是乡村文化的基本特征。尤其是第一卷名“辛亥”，始于辰时，新的生命诞生，而大清的龙旗开始陨落，空中云团的争斗正是这种寓意；终于子时，应该取意于《庄子“方生方死，方生方死”的辩证内涵，对于整部小说叙事的个人命运、家族命运、村庄命运、国族命运都具有相应的象征所指。四个孩子的名字是福禄寿喜，象征了传统的乡村期待，也暗示了这种期待暂有所获终将损失，求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