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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地服务团出征记 　　把劳军运动推到前线去 中国论文网 /5/view-7076020.htm 　　1944年6月，日军发动湘北攻势，从长沙一路打到广西，占领桂林、柳州、宜山。11月下旬攻占河池（金城江），直逼贵州。遵义、湄潭的浙江大学师生，眼看日寇在湘桂战场上狼奔豕突，而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蕴藏在心中的抗日救国的热情迅速高涨。既然敌人已经打到贵州，我们应该就地拿起武器保卫学校，组织抗日游击活动。 　　此时，国民党政府紧急从河南、陕西调动军队，日夜兼程，途经遵义，赶赴贵州南部前线。遵义浙江大学的《生活壁报》上贴出了一篇文章，建议学生自治会组织同学慰劳过境南下的抗日军队，立即得到热烈响应。学生自治会通过决议成立了战时服务队，进行抗日宣传和慰劳活动。当时浙江大学的地下党组织也决定，支持学生会的决定，认为国民党军队现在开赴前线抗日，应该支援劳军活动;通过劳军活动的展开，可以进一步带动浙江大学师生以及遵义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于是，同学们开始深入遵义各界宣传抗日和募集慰劳物资、款项;每天傍晚迎接到遵义宿夜的军队，鼓励士兵南下守卫国土，帮助他们写家信、缝补衣服，赠送草鞋、毛巾、药品、香烟等慰问物品;清早张贴好标语，呼喊口号，在曙光中欢送士兵去前线。遵义顿时涌现出了一股在大后方罕见的抗日救亡热潮。 　　 　　12月1日，贵州南部门户独山失守。次日，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召开紧急校务会议，到会40余人，包括遵义、湄潭两地的学生自治会主席。会议从下午3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深夜12点。会上，遵义学生自治会主席支德瑜汇报了近几天劳军运动的情况，提出把劳军运动推到前线去，把遵义学生战时服务队扩大为全校学生参与的战地服务团，并建议学校将学生组织起来，派发武器以护校，必要时还可以就地打游击。会议最后决定由遵义、湄潭两地的学生自治会负责组织浙江大学战地服务团，定额60人左右。 　　组织战地服务团 　　校务会议正式同意组织浙大战地服务团的决定在遵义、湄潭、永兴三地传达后，立即得到了广大同学和老师的积极响应。遵义、湄潭学生会开始进行紧张的组织工作，并派出支德瑜等3人拿着学校和遵义师管区司令的介绍信，到当时设在贵阳的“黔桂湘战区总司令部”交涉关于浙大战地服务团去前线的问题。军方同意战地服务团可在驻惠水县青岩镇的13军中工作。13军是汤恩伯的嫡系部队，军长石觉。军队从河南调黔南前线时，曾受到遵义浙江大学学生的热情慰劳。 　　 　　同学们纷纷报名参加战地服务团，名额分配定为遵义30人、湄潭20人、永兴10人。1945年1月10日，全团人员在遵义集中，共58人，选举支德瑜任团长，丁儆为副团长，下设秘书、联络、总务和宣传慰劳等股，分别由钟立群、皇甫奎、陆星南、于用德、章作藩等人负责。 　　筹措经费是一件大事，募款募物活动得到了遵义各界的大力支持。筹集的慰问金和慰问品，大多来自遵义各界的捐赠和两次京剧义演的收入。除了学校拨给战地服务团团员的公费、贷金、伙食费外，遵义学生服务处还从学生自助金额内拨出一笔经费，作为团员的生活补贴。 　　出发前，同学们进行了紧张的战地服务训练工作，内容涉及战场救护训练、战地服务讲座（主讲人有熊佛西、张光宇、白克、端木蕻良等）、歌咏练习、剧目排练等方面。此外，还有向同学们捐募图书，征集宣传图片，采购信纸、信封，借商演剧的幕布道具等。 　　在1月13日举行的欢送茶会上，竺校长授予缀有“国立浙江大学战地服务团”和校徽的团旗。他打开团旗，激动地说：“这是代表浙江大学的，你们要记牢！”许多同学在战地服务团的布幅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王尊生和沈思岩两位教授还为战地服务团创作了《战地服务团团歌》： 　　战地服务随军去，随军去， 　　把大家的敬礼带给前线兵士， 　　把我们的热血献给前线兵士， 　　把祖国的灵魂递给前线兵士， 　　战地服务随军去，随军去， 　　向前线的弟兄数杀敌的功勋， 　　向前线的弟兄鼓必胜的精神， 　　向前线的弟兄传中国的国魂！ 　　在青岩遭冷遇 　　战地服务团原定于1945年1月15日出发，但因国民党军队迟迟不派车来接，延至1月20日下午才离开遵义，22日傍晚到达青岩。到青岩后，团员们立即以高昂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在军队中宣传慰问，排演话剧，举行大型的军民联欢会活动，分发慰问品;举办军人服务部，有图书、照片阅览，代写书信，棋类等娱乐项目;访问青岩的老百姓和各界人士，推动成立青岩战时服务委员会;出版《阵中快讯》和《士兵之友》，前者依靠收听广播，报道最新的国内抗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消息，后者则向士兵宣传抗日，鼓舞士气。 　　13军军长石觉口头允诺会给予战地服务团以“工作的便利”，但事实证明，这只是一句空话。军人服务部开张的头几天还有许多士兵前来要求写家信，也有来看图片和下棋的。几天后，熙熙攘攘的军人服务部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