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穰丞-消失在西伯利亚的中国人.docVIP

朱穰丞:消失在西伯利亚的中国人 　　父亲朱穰丞，1901年出生于上海，1943年冤死在茫茫的西伯利亚。 中国论文网 /4/view-7049284.htm 　　父亲祖籍是江苏省吴县洞庭东山。他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帝反封建的影响，崇尚民主与自由。1921年他和几位有共同思想的青年朋友发起组织了一个学术团体，因该年为农历辛酉年，故取名“辛酉学社”，他任总干事。“辛酉学社”进行学术交流，开展社会活动，创办职工夜校，出版《辛酉学社月刊》，积极宣传新文化新思想，抨击旧社会旧思想。与此同时，他对话剧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创办了辛酉剧社。剧社早期的成员有：袁牧之、马彦祥、叶灵凤、应云卫、谭抒真、沈颂芳、罗鸣凤、王莹、王季凤等。1925年他们第一次公演了《虎去狼来》（改编自田汉的《获虎之夜》），同年秋季为五卅惨案捐款演出了《山河泪》。 　　父亲是剧社负责人，又是导演，几乎全部精力都投入了戏剧，接着剧社陆续演出了《酒后》，菊池宽的《父归》，武者小路实笃原著、田汉翻译的《桃花源》，以及契诃夫的《文舅舅》（即《万尼亚舅舅》），安得列夫的《狗的跳舞》。《文舅舅》和《狗的跳舞》都是父亲自己翻译、自任导演，都由袁牧之主演。当时辛酉剧社演的多数是外国名剧。父亲强调提高艺术质量，反对用离奇的情节迎合一般市民的趣味，他是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介绍到中国并成功地运用到导演艺术中的先驱。夏衍在他的回忆录《懒寻旧梦录》中多次提到了朱穰丞，说“这是一个悲剧，我希望中国近代话剧史上，不要忘记这个先驱者的名字”。 　　1928年10月，田汉的南国社，洪深的戏剧协社和父亲的辛酉剧社共同发起“上海戏剧运动协会”（见1928年10月27日《申报》第五版），推动我国早期话剧运动。这期间父亲结识了潘汉年（党中央文委书记）、夏衍等党在文化界的领导人，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特地请潘汉年担任辛酉剧社的顾问，指导剧社的工作，在潘汉年、夏衍的影响下，他接受了党的思想，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资本论》《家庭、私有财产与国家的起源》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以及《新青年》《萌芽》《奔流》等进步杂志，思想起了急剧变化，这是他人生道路上的重要转折，他从为艺术而艺术的“象牙之塔”中跳了出来，从一个单纯的艺术爱好者转变为信仰共产主义、积极投身到革命戏剧运动中去的革命者，他参加了“左翼剧联”的筹建，成为“左翼戏剧家联盟”的骨干分子。他又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担任“反帝大同盟”的秘密交通员，当时他在一家外国人开的名为“Kary Walsh”的书店任职，将这家书店作为秘密交通联络站，把“反帝大同盟”送来的秘密文件分别转送到其他各个联络站去。 　　1930年的上海，国民党对左翼文化的摧残变本加厉，白色恐怖加剧，“左翼剧联”不能公开活动，辛酉剧社也被迫解散。怀着一颗忧国忧民的心，为了寻找救国之路，父亲打算到苏联去，他要亲眼看一看经过了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苏联。他把这个愿望告诉了夏衍，告诉了我母亲，因一时没有找到去苏联的渠道，于是决定先到法国去，然后再设法转道去苏联，“但我的目的地是苏联”。 　　1930年初冬，父亲搭乘去法国的邮船，母亲带着我到轮船码头去送行，父亲对我说：“爹爹去三年就回来，你要用功读书，想念爹爹的话，每年春天帮助姆妈把爹爹书架上的书拿出来晒晒，免得被虫蛀，你长大了慢慢阅读这些书籍。”这是父亲给我的最后留言。可是三年他没有回来，五年、十年也没有回来。我万万没有想到父亲一去不复返，从此母亲失去了丈夫，我和两个年幼的弟弟失去了父亲，这竟成了永别。 　　父亲到了法国就读于索尔邦大学。最初他时常和家里通信，信中说他生活非常艰苦，常常因为要多买一本书看就挨饿少吃一顿饭。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上海《新闻报》突然登载一则消息说：“朱穰丞因为参加反帝斗争集会游行宣传抗日，被法国政府逮捕并驱逐出境。”原以为父亲赴法“勤工俭学”是留学进修，听到这个消息才知道他参加了革命活动。但父亲在法国的详细情况我一直不清楚，直到1935年父亲的挚友沈颂芳从法国回来，他是新闻记者，留学法国时曾和父亲一起参加“反帝同盟”，他对我说因为自己老了，万一不久于人世，一定要把他所知道的关于我父亲的不平凡的事迹告诉我，让我知道父亲是一个真正献身革命的人。他还说，当时父亲曾和著名音乐家冼星海一起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座七层高楼上，生活非常艰苦，他的生活费是“共产国际”供给的，每逢节日聚会，冼星海的音乐节目和父亲编导的短剧受到华侨工人和留学生的热烈欢迎。 　　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我原来的工作单位――上海歌剧院交给我一沓材料，那是文革期间为了审查我的历史，办案人员走访了和我父亲有关的同志，其中有董希白（外交部国际法研究所原所长）、邱静山（外文出版局原局长）、夏衍、萧三等。董希白、邱静山留法期间和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