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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城市的所有霓虹 　　7号同学，本名陈晓艺，“90后”作家，《紫色年华》杂志连续七年来最受读者欢迎作家之一。已出版《全世界陪我终结》《听说我们不曾落泪》《听说我们不曾落泪Ⅱ》《我们终将独自长大》《我爱你是寂静的》等。 中国论文网 /5/view-7070459.htm 　　 我是在高二下半学期末突然决定去学画画的。 　　 但认真说来，这并不是突发奇想，而是蓄谋已久。 　　 我的成绩并不好，从学生生涯伊始便呈直线下降趋势：一年级是年级第一，二三年级稳坐中队长宝座，五六年级成了“一道杠”，初中漂浮在班级中下游，后来进入三流高中，在全校最差的班级仍旧垫底。 　　 父母见我直摇头，老师的说辞成功安慰了他们受伤的心灵：“这孩子聪明，只是心思不在学习上。”后来我才知道，这份“荣耀”并不是我独有的，几乎每个差生的父母都曾听到过。 　　 但我想去学美术并不是因为成绩差、想另谋出路，而是觉得艺术生听起来特别洋气，且福利特别好。学校里的几个“风云人物”都是艺术生，且艺术生们从来不用出操，也不用上自修，偶尔旷课，只要对老师说一句“培训去了”，便能逃脱被记过的厄运。 　　 我天生五音不全，又懒惰成性，美术相对要比音乐和体育门槛低，于是乎，在我的死缠烂打之下，父母同意让我学美术。 　　 但艺术生之路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好走。 　　 因为没有基础，夜以继日地上了两个月课程后，素描画得仍旧惨不忍睹，更别提色彩。上学庸庸碌碌、得过且过的我，偏在这一刻不肯服输，成了每日最早抵达、最晚离开画室的人。起初父母也是破罐子破摔，后来见我如此认真，也上了心，为我联系了省会某所有名的画室，让我去那边学画画。 　　 所以，当我的同学在教室里埋头做题的时候，我却在几百公里外的画室里，穿着脏兮兮的风衣画石膏像。对面的老陈坐在地上，一边在画板上涂涂抹抹，一边时不时低头吸溜几根面条，直到被老师怒目而视，一脚把他踢到外边去吹风。 　　 老陈是我的校友，也是我的室友。 　　 起初我们并不相识，只是在学校碰过几次面，连对方的名字都不知道，直到在异乡的画室相逢，昂贵的学费和画具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拮据，一拍即合，便在郊区的筒子楼里合租了房子，与我们同住的大多是和我们一样的学生。 　　 老陈名叫陈方圆，与唱《童年》的女歌手差不多同名，他觉得太女性化，于是不让我们喊他的全名，老气横秋地称自己为老陈，而我也姓陈，他便喊我小陈。 　　 画室的老师叫老墨，是美术学院的退休教授，在业内颇有名气，都说学艺术的人多少有些怪脾气，老墨亦如是，他平时特别好说话，唯独恨学生懒散，大冬天的还硬性规定到达画室的时间，三次没有按时点卯的话，下次就别想再进画室的门。 　　 画室在市区，我们住在城郊，公交车和地铁换乘最快也要一个多小时。八点点名，我五点钟便要起床。小心翼翼地低着头，避开晾在室内的衣服和球鞋，去隔壁唤醒老陈;再躲开地上的锅碗瓢盆和画具，去公用洗手间洗漱。 　　 天还没亮，我和老陈便要迎着阴冷的北风出门，公交车站附近多的是早餐点，星期一、三、五吃煎饼果子，二、四、六是豆浆油条，周日老墨不点名，我们可以去吃牛肉面――白胖的面条，软烂的牛肉，配上辣椒红油，汤上漂浮着翠绿的香菜。遗憾的是，老陈不吃香菜。所以，吃完面后，我们总是在互相嫌弃的目光里，呼啦啦喝完各自碗里的汤。 　　 午餐和晚餐大多是在街边各种油腻的餐馆对付，偶尔也会为了碗里最后一块肉而大打出手。老陈虽然人高马大，抢肉这门功夫却比不过我，大多数时候都是看着我大快朵颐，兀自痛心疾首。说来也怪，那是大排档最简单便宜的饭菜，在家挑食的我却吃得不亦乐乎，几个月里胖了将近十斤。 　　 夜幕降临，同学们都走得所剩无几了，老陈便会在我画得出神的时候大喝一声：“回家了！”把我吓得手忙脚乱，他便笑得开心。回租住屋的路很黑，有眼神闪烁、衣衫褴褛的男人出没，我不敢一个人走，总是要拉着老陈的衣服，他一边念叨我的胆小，口中还夹杂着画室里某个漂亮师姐的名字，一边为我开路。 　　 如今想来，那几个月枯燥乏味得很，甚至有些辛苦，每天重复走着画室与租住屋之间的两点一线，没日没夜地画，没有任何娱乐活动。可奇怪的是谁都不曾觉得辛苦，亦不曾开口抱怨。 　　 后来我才明白，那种生活窘迫却每天笑着出门的日子叫作“穷开心”，据说很难得，十个人之中，大概只有一个能有这种品德。 　　 很庆幸，我和老陈都有。 　　 那时我和老陈都是十七八岁的年纪，两人每日同出同进难免会受人诟病，但我们彼此都清楚地知道，我们只是朋友关系。 　　 纵然背井离乡，我仍牵挂着某个高中同学;至于老陈，他一直暗恋着老墨的女儿，也是我们的师姐。我们在某个停电的深夜里，大方地向对方分享了自己的秘密，以减轻走那段漫长的无人夜路时的恐惧。 　　 所以，当全世界都拿我们起哄开玩笑的时候，我和老陈相视而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