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化语言学.docVIP

一 . 概论 在国外出版的语言学概论一类的书上，常常看到“语言与文化”这样的章节，但是在语言学文献里从来未见到“文化语言学”这个名称（国外正式出版物中收录的相关术语只有：人种语言学（或种族语言学）Ethno linguistic、人类语言学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文化语言学这一学科名称在国内出版物上最早见于《复旦学报》1985年第三期游汝杰的《方言与文化》，该文是一本当时尚未出版的同名书稿的内容提要。其后，桂诗春、顾嘉祖和陆晟主编的《语言与文化》2002年增改版序言中解释说“文化语言学”乃是译自英文的人类文化语言学（ethno linguistics）。 而事实上，社会语言学、人类文化语言学、人类语言学这三个学科在一定程度上是重叠的，中国文化语言学在其创立过程中吸收了西方人类学语言学和人种语言学的一些理论和观点，但由于它提出并坚持了以汉语人文性论为本体论、以汉语的文化性征和中国语文传统的科学分析、阐释为方法论的两翼这一“向中华文化认同”的方法原则，因此，被它所吸收的有关理论和观点，很自然地已在中国文化语言学的“文化规定”和“语言型式”中得到脱胎换骨的改造并融为中国文化语言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经改造后的西方人类语言学的理论、观点与其原初形态已有了本质差异，中国文化语言学成为一种既对立于西方形式主义(或曰科学主义)语言学及其中国变体—中国现代语言学，又有别于西方人文主义语言学的学术新范型, 它有着自己特殊的内涵。 我先分别介绍西方的人类文化语言学Ethno linguistic、人类语言学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和中国的文化语言学，再作一个比较。 二. 西方的人类语言学和人类语言学 西方人类语言学(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又称语言人类学(Linguistic Anthropology)，成型于20世纪初，是西方人文主义语言学之集大成。它综合运用语言学和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语言结构、语言变化和社会文化的关系，以及与人类文化模式和信仰有关的语言变异。其缘起的学术逻辑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崇尚人文的奥尔菲传统，他关注人的认识的能动性，注重社会政治伦理并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之命题，从而构成了西方学术中相对于形式主义倾向与流派的一种人文主义倾向与流派。18世纪由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l668- 1774)在1725年出版的《新科学))中首次依据“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命题提出符号学——文化语言学的思想，开创了把语言作为文化的核心和构成因素来研究语言与文化关系的人文主义传统。 继维柯之后，第一个从系统的纯语言学角度对文化学一语言学作创造性阐释的是威廉·洪堡特(Wilhelrn Freiberr von Humbolt ,1767-1835)。他首次认定语言是一种创造性的精神活动，进而提出每一种语言都具有特定的认知形式即“内蕴形式”.所谓语言的内蕴形式是一种语言的语义结构，它决定着语言的各种成分、模式和规则，反映着使用该语言的民族对事物、思想的表达方式和对语言的组织原则.包含着该语言集团对世界的一种主观见解.因此，语言的内蕴形式是一种语言的个性，是民族的思想表达方式和民族文化精神的体现。简言之，语言的内蕴形式只是部分地为人类所共有并属于人类的智力特征，而另一部分则为每种语言所特有的语言形式，这种语言形式构成该语言与其它一切语言形式的同一和差别.由此，洪堡特建立起著名的语言世界观理论—人类各种语言的差异不在于外部声音和感性符号的不同、不在于对某一事物的称谓不同，而在于它的内蕴形式所取的对某一种事物的观点即世界观不同，因此，语言结构具有民族的特点，不能用莫须有的逻辑的普遍语法代替每种语言的独特性。 洪堡特所代表的文化学一语言学传统，在欧洲大陆曾因19世纪后期新语法学派的崛起而出现断裂.不过，一些具有文化哲学洞察力的语言学家还是沿着维柯、洪堡特的理论和克罗齐美学语言学的思路，继承和发展着文化学一语言学的传统。最终于20世纪初形成了以莱奥·魏斯格贝尔(Leo Weigerber,1899-1985)的新洪堡特主义。它直接继承并强化了洪堡特的语言世界观理论，提出了新的语言观，即:作为一种世界观的语言不再仅仅是一种可以对象化、客体化的认识框架或思维格局，而是一种具有主体能动作用的精神世界和文化、历史世界的塑造力量;语言以它独有的作为认识中介的符号体系，在把现实世界改造为精神财富的伟大转化工作中，积极参与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构建。 正当欧洲人文主义语言学沿着洪堡特主义的路线深人发展之际，美洲的语言人文主义及其最早形态—西方人类语言学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独立地成长起来，但又与欧洲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