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玺 翁 春 秋 刘东玺回忆录 第一章 初生时代 我于1927年（丁卯年）10月14日（农历九月十九日）生于山东省菏泽市城南25里刘城村（当时属于河北省东明县王浩屯乡）。 从全国形势来看，在“八一南昌起义”之后，国民党正在北伐。当时占据菏泽城的军队是奉系军阀张宗昌的部队。在此之前，菏泽城被几个军阀的部队轮番占据过。农村的土匪颇多；土匪一会被军阀招安了，进城就成为官兵，一会儿又脱离了军阀，出了城又变为土匪。可以说军匪混杂，军匪本质上没有多大区别。土匪经常攻打较大的村庄，去抢劫财物、拉牲口和绑架人口。 1927年农历九月二十二日凌晨，大帮土匪攻打我们刘城村。当时刘城有一千几百口人，四五十顷田地，较为富裕。据说，这帮土匪的头子叫张树得，他是刘城东北约二十里甜水井村的财主。年纪不大，为了打光棍，壮大势力，而当了土匪的大掌柜。攻打我村时，土匪大约有几百人。在五更头上，天未亮时就包围了村庄，乱放快枪。我村上有很高的寨墙，寨墙外有较深的壕沟。寨墙上布置着一百多门土炮，所以土匪也不敢贸然进村。村民们听到枪声，不少人上了寨墙准备点土炮抵抗。但土炮在此之前一两天被“底线”用胶泥糊住了炮眼。村民们干着急没法点炮反击，而靠红缨子枪、扁担、木棍等怎能抵挡得住使“快枪”的土匪呢？因而村民们吃了大亏。我的祖父、父亲和伯父都在寨墙上被土匪的子弹打死了。据说，我爷爷死后手中还拿着条扁担的。全村上总共死了十七口，受伤的也不少。我的堂兄东朴也被打瘸了腿。被抓走有几十口，后来都拿钱赎了回来。 听我母亲说，她刚生下我三天，还在床上睡着没起来的。我父亲出门后，她听到枪声响的越来越紧，担心我父亲出了危险，心中如刀割火燎一般。后来枪声渐渐少了，有两起土匪到我家去抢东西，一进外门就放枪，到屋里问母亲为啥没起床，母亲告诉他们是产妇，土匪们没有大吓唬就出去了，也没大抢东西。 匪徒们临走时，在街上吆喝着：“您庄上的‘底线’二烟枪和三猴子叫我们两三趟，我们才来了”。土匪故意喊明‘底线’的目的，也许是使‘底线’以后没法在家呆，不得不加入其匪伙，这是其扩充势力的手段；也许是对‘底线’这种极端的坏人不满之故。有些土匪是由于连年灾荒造成生活非常贫困而成为土匪，其良心并未泯灭，对极端的坏人，也很不满。 据说，在农历九月二十一日晚上，街坊邻居在喝我家喜酒的时候，三猴子在酒场上说：“您们喝的是喜酒呢还是忧酒呢？”当时人们以为他是喝醉了胡说八道，没有谁在意。事后，才知道他是有意之言，或是酒后失言。 村民们把被抓去的亲人赎回之后，痛定思痛，把仇恨的目光射向了‘底线’。于是就把俩个‘底线’抓了起来，并把他俩绑缚于家庙后头的柏树上。死亡人的亲属们，有的往两人身上用刀砍，有的用枪扎，有的往身上泼煤油，再点火燃烧。让这两个坏蛋受尽了痛苦之后，又枪毙了。三猴子和二烟枪两人是大烟鬼还是惯偷，一向恶贯满盈，被群众恨透的坏家伙。据说‘底线’不止于他俩，还有个邢六，逃跑了。 我村上的人，也状告过土匪头子张树得。不但没告倒他，他依然在省里活动，当上了菏泽县的警察局长。干了不久，被人抵告，就下了台了。后来张树得从菏泽往定陶，路途上，被花子张楼的红枪会长张聚武捉住枪毙了。 对这次大事件，村人习惯上叫它“开寨”。在这次“开寨”事件中，受损害的人群颇广，有些地主富农，既没死伤人又没被抓去人，仅仅损失一些财物。有些中贫农，既死了人又被抓去了人。这次浩劫之后，刘城村的土地卖给外村的约有好几顷。 1927年到1937年“七七事变”这十年中，中国很不平静，日寇侵占了东三省，仍有军阀之间的战争，南方有红军的五次反围剿和万里长征。但在菏泽地区基本上是平静的安定的局面。土匪被当地的红枪会逐步消灭了。 第二章 家庭和亲属 我的家庭是以农为业。我祖父年轻时是个二三十亩地的中农户。由于他是个种地能手，又非常勤劳节俭和善于料理家务，家道逐渐富裕起来。据说，有一年时疫病流行，有相当多人家因染上疫疾死了人，需出卖土地，因而土地价格便宜。我家有幸没死亡人，因而买了不少田地。到我祖父去世之前，共有两顷多地，成为村上二等财主了。 我祖父虽然成了财主，但他仍然很勤劳。他干活非常快当，他一个人爽秫秫叶，另一个人用小车往场里推就推不及。在农业上，不管经营和实干他都是行家。他为人忠厚，穷苦人向他借粮食，从不记帐和追讨。冬天，牛屋院里的柴草，任人烤火取暖。庄稼成熟了，他也常常下地去看护，但发现了偷庄稼的，总要避开人家，不使偷者尴尬难堪，仅仅让人知道有人看护而已。村上有个无赖大烟鬼，家中死了人，夜间背着死尸欲往我祖父的外们上挂，但遇到了另一个穷苦人，坚决加以阻止。结果，将死尸挂到另一家财主的大门上，讹了些钱了之。祖父死后多少年来，街上爷们还常常以此事例说明他为人忠厚。 我祖父六男一女，我六叔刚结婚不久就病死了，六婶改了嫁。我父亲兄弟几人都文化不高，识字不多。我父亲行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