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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莫扎特 法国的让·梯若尔（Jean M. Tirole）终于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该奖从 2009年后就没人独享，这多少可见作为这十多年来的诺奖大热人选，梯若尔的贡献被相当重视。 梯若尔1978年取得巴黎第九大学决策数学博士学位，后来师从大他三岁的2007年诺奖得奖人机制设计大师马斯金（Maskin），1981年取得麻省理工的经济学博士学位。 1998年，他四十五岁时就当了计量经济学会的会长，这可是相当于经济学界武林盟主的职位，甚至显得2001年担任欧洲经济学会会长就有点“低就”了。他全职在美国麻省理工当教授，之后一直往来于法国图卢兹和波士顿，与已故经济学家拉丰（Laffont）创办了图卢兹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IDEI），这个主要依赖企业资助的研究所往往被誉为欧洲大陆经济学复兴最成功的案例之一。 诺奖委员会表示梯若尔得奖是因他阐明了如何分析只有少数大型企业的行业与对其的监管。 对此不少教授会反问“他的贡献是这个吗？”确实，没有几个人如梯若尔那样跨了那么多经济领域，我没有认识任何人敢说真正懂得他的各种贡献。如果试问上述经济学教授，究竟最熟悉梯若尔哪个具体理论，恐怕不如他们对科斯理论、阿罗不可能定理等熟悉，也没有如弗里德曼或哈耶克等自由经济忠实卫士标签鲜明。其中原因，我认为这跟梯若尔的多产和理论的抽象性有关。 他在中国往往被誉为产业组织的泰斗，他的一些博弈论贡献也从其合著的《博弈论》被中国学生所熟知，但这些只是经济学圈子的说法，金融、会计系的、信息系统系、政府管理系、法律系的圈子说法不一样。正如笔者本人，是他跟进通信产业、标准制定、专利等题材时才一起合作。（编者注，赵克锋曾与梯若尔、雷勒（Lerner）一起发表论文，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Winter 2007: Benjamin Chiao, Josh Lerner, and Jean Tirole, The Rules of Standard Setting Organizations: An Empirical Study.） 我们的合作缘起于与2000初。当时我还在在纽约大学，并不认识梯若尔或雷勒。后来我发信给雷勒，说他和梯若尔将开源软件成功的分析主要归功于开放源软件可以让程序员对未来雇主发出自己能力的信号，这过于简单了（虽然后来这是开放源软件的经济研究被引用得最多的文献，可能是因为这是经济学界第一篇著名学者在这方面的论文），并且把我之前论文发给他们，提到我认为开源软件的成功跟中国改革的成功类似，是中国学生所熟悉的张五常在研究中国问题时候说的所有权（如软件的版权）和经济产权（如使用权、收入享受权、转让权）的分离。那时我参与的开源软件开发已经有十几个，几万人在用，很清楚程序员在想什么。后来，他们邀请我一起做通信与计算机产业的专利和标准制定的研究，课题之艰巨，令我一度想放弃。 合作期间，抽象的理论往往需要大量的时间在现实中找对应：那些抽象的变量如何量化非常困难，仅仅数据收集就用了两年，过百页的回归分析精简到几个段落，行业的高管也亲自问了好一些——甚至，为了更好地理解专利，我把自己的一些小发明也申请了反垃圾邮件的专利，后来开放渠道反垃圾邮件机制也被中国大型邮件运营商（如网易）等广泛运用。 关于梯若尔种种描述中，我认为可能最为贴切的是“经济学的莫扎特”。莫扎特多产到被形容为音乐是随时随地的流出来，梯若尔的多产也是在经济学上绝无仅有。莫扎特的音乐是高雅，梯若尔的模型则简练。 两者都具艺术性，因为理论家和音乐家往往将现实的阐释抽象地表达出来。 梯若尔在宏观、网络经济、公司金融、博弈论、行为经济学以及到国际金融都发表了高质量的文章。其中，他往往从寡头垄断的角度对这些领域作出分析，这在中国特别有参考价值，因为电力、电信、石油市场等等都是寡头垄断 。最近经济学家林毅夫在《朗润·格政》论坛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强调物质利益……但仍沿着计划经济的思路……后来才…强调“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再到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市场在……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市场在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从“基础性”跳跃到“决定性”， 如果政策被贯彻执行，这意味着没有充分发挥竞争作用的部分寡头垄断企业将会被动刀了。 寡头垄断有什么问题呢？各国政府一般不喜欢垄断，虽有些垄断是自然垄断，就是那些有规模效应的企业，平均成本随着增产而减少，新对手难与之竞争。譬如，电信运营商花大量的成本建设基站，但多服务一个客人的成本很低。如果政府真的能限定企业的利润，就可以避免消费者剩余被过分的剥削 。但关键是，政府很难知道真正的成本，企业可能隐瞒， 低成本不一定导致低售价。就算成本审计制度比较好的地区如香港，在限定企业利润率后，如果政府再允许企业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