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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词体的文化功能与运行系统 沈松勤 【内容提要】唐宋词的原生状态与繁衍发展、功能与价值，首先不在其文学性或时代心理的载体上，而是基于非文学的、形而下的社会文化活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唐宋词主要是当时宴乐风俗的一种载体，一种文学的和社交的“语言”，表现为十分明显的实用功能，具有融社交功能、娱乐功能和抒情功能于一体的功能结构。该功能结构的生成，依赖于以歌妓为中介、歌唱主体与创作主体相互驱动的运行系统；词体及其“别是一家”的体性特征也在这个系统中不断成熟、不断发展。但这个系统严重地限制了词的艺术肌体向多元化发展的空间，使词很难担负起传导时代脉搏、载负时代精神的职能。所以，苏轼尤其是南渡以后的词人，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拓宽词的境界，提高词的文化品格，给词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作为与燕乐相结合的一种新诗体，词始于唐而盛于宋。唐宋词曾以其强大的生命力，深深吸引过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广大听众，也为后世人们所首肯和传诵，并将它与中国文学史上取得辉煌成就的楚辞、汉赋、唐诗、元曲等，交并而誉，视之为“一代之胜”，甚至以为在宋代，词是“最为成功”的“艺术部门”，“时代心理终于找到了它最合适的归宿”【1】。然而，唐宋词的功能与价值，不完全表现在形而上的、具有崇高审美意义的时代心理的载体上，而首先体现为形而下的、非文学的实用功能。换言之，唐宋词的原生状态与繁衍发展，首先不在文学本身，而是基于非文学的形而下的社会文化活动，其文学性或作为时代心理的载体是在非文学的实用功能中逐渐形成的，而且非文学因素贯穿唐宋词史的始终。那么，唐宋词的文化功能与功能结构表现何在？其功能结构的形成和功能的发挥是依赖何种运行系统？其实用功能又为何转化为载负时代心理的功能？这些问题是唐宋词学所必须解决的，不容回避。 一 吴熊和师曾经从发生学的角度，对唐宋词的意义作了这样的界说：“许多事实表明，词在唐宋两代并非仅仅为文学现象而存在。词的产生不但需要燕乐风行这种具有时代特征的音乐环境，它同时还涉及当时的社会风习，人们的社交方式，以歌舞侑酒的歌妓制度，以及文人同乐工歌妓交往中的特殊心态等一系列问题。词的社交功能与娱乐功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同它的抒情功能相伴而行的。不妨说，词是在综合上述因素在内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文学——文化现象。”【2】而唐宋词史则又表明，在由这三大功能形成的特殊的“文学——文化现象”中，社交与娱乐两种功能尤为突出，甚至成了抒情功能得以发挥的前提。 就体性而言，唐宋词首先表现为应歌，自中唐文人词始告确立至北宋近三百年的词史，主要是应歌的历史，在南宋，应歌词也不绝如缕。所谓应歌词，就是在社交娱乐活动中，词人为歌妓歌以佐欢而作的歌词。罗忼烈先生说： 这种应歌之词，不少糊涂人认为是‘夫子自道’，常常把词品和人品混为一谈。因此对某些‘道德文章钜公’，为了维持他们的崇高形象，就有卫道之士挺身辩护，如晏几道替父亲辩护，罗泌等为欧阳修辩护，姜明叔为司马光辩护。如果辩护者明白‘作妇人语’、写男欢女爱、诉相思怨别是应歌词的例行公事，不是‘夫子自道’，传统的诗文才是他们‘言志’之作，分清界线，就不至喋喋不休，越描越黑了。 这是罗先生针对后人根据周邦彦应歌词中男欢女爱的内容视之为“黑”而不“白”的风流文士所作的辩解；同时也提醒人们注意“应歌”之词与“言志”之诗的差别，即应歌词中的内容不象诗歌那样属于“夫子自道”，而是像唐代幕府中的“刀笔吏”一样，属于“例行公事”【3】。 “例行公事”的应歌词，不仅不像传统诗歌那样属于“夫子自道”，而且其创作主体在表现形态上也发生了严重的“性变”，即所谓“男子而作闺音”【4】。如：顾夐《诉衷情》：“永夜抛人何处去，绝来音。香阁怨。眉敛。月将沉。争忍不相寻。怨孤衾。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牛峤《感恩多》：“泪盈襟。永月求天，原君知我心。”李煜《菩萨蛮》：“奴为出来难，教郎恣意义怜。”欧阳修《夜行船》：“却与和衣推为寝。低声地、告人休恁。月夕花前，不成虚度，芳年嫁君徒甚。”苏轼《殢人娇》：“平白地、为伊断肠。问君终日，怎安排心眼。”黄庭坚《归田乐》：“怨你又恨你，恨你，惜你，毕竟教人怎生是。”贺铸《芳草渡》：“留征辔，送离杯。羞泪下，捻青梅，低声问道几时回。”周邦彦《少年游》：“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行人少。”徐照《阮郎归》：“妾心移在君心，方知人恨深。”陈东甫《长相思》：“度柳穿花觅音信。君心负妾心。”如此等等，不胜枚举。从中不难看出，作为创作主体，原本是七尺须眉变成了一副“妮子态”，流露出一派闺阁情肠。 男性词人作“妮子态”，写闺阁情肠，正是“例行公事”的产物。所谓“例行公事”，就是在同僚聚首，迎来送往，走亲访友等场合中，出于公共的交际和娱乐的需要，按曲填词，付诸歌妓，歌以佐欢，亦即欧阳炯《花间集序》总结以温庭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