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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证据交换制度的几点思考 　　梁远平　朱琳 　　【摘要】为了能够在审前整理民事案件的争点，保障当事人的对抗平衡并进一步提高诉讼效率，我国借鉴英美国家的证据开示制度建立了证据交换制度，但是由于我国职权主义模式的制约、相关制度的缺失以及诉讼观念的限制等原因，证据交换制度在我国收效甚微。本文的目的就是针对该问题提出几点思考。 　　证据永远是诉讼纠纷解决中永恒的话题，是法官作出判决的依据也是当事人获得有利判决的保障。为保证现代诉讼多重价值的实现，法律人努力在证据的获得上规划出适当有效的方式、程序，证据交换就是其中之一。 　　我国所称的证据交换在英美法系中称为discovery程序，国内学者有的译为证据开示程序，有的译为证据发现程序。Discovery程序是从1938年的《联邦民事诉讼规则》改革而来，它的设置主要是为了满足以下的几个价值需求：(1)提高当事人收集证据的能力，进一步促进程序公正;(2)增加证据的总量，有利于案件客观真实的发现;(3)保证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平等;(4)增加程序的透明性和公正性;(5)有利于确定争点，提高诉讼效率，减少开庭次数，实现案件的集中审理;(6)有利于克服突袭裁判;等等。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并未对证据开示制度作出任何规定，但在民事审判实务中，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我国部分地区法院试行了庭前证据交换制度。我国最早对证据交换制度加以规定的司法文本是最高人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