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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的诠释”与“观念的呈现”(
——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略
胡翼鹏
该文发表于《南开学报》2011年第4期。
内容摘要:社会秩序、特别是生活世界中日常行动的秩序逻辑,是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中心议题。不过,无论是直接陈述思想观念的经典文本,还是展现生活世界中日常行动的“民间”文本,都没有将秩序作为明确的呈现对象,而是将对秩序的诉求、规划和实践隐含在各种论题和行动之中。秩序作为一种未曾言明的终极关怀,需要研究者立足社会学的理论视野和方法规则,理解和诠释文本的意涵,由此合乎逻辑地推理作者/行动者的言外之意或行动意图,在此基础上将这些思想要素合理地措置在一个因果序列之中,从而呈现出各种要素是如何共同指向秩序的。因此,以秩序为理论关怀的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必须通过文本的理解和诠释,才能从整体上呈现关于秩序的思想观念。
关键词:中国社会思想史 社会秩序 研究方法 文本诠释
中国社会思想是古典思想资源在社会学理论视野中的发明和再生成,从理论视野来看属于社会学,而从理论中心来看则属于思想史。虽然社会学是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得以发生、展开的触媒,但模拟自然科学的实证社会学方法并不是发掘思想的得力工具。社会思想作为隐含在资料文本中的主观存在,需要有与其主观性相匹配的研究方法。因此,必须立足社会学的特点,结合思想史的要求,探索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恰切方法,确立从古典资源中呈现观念的有效方式。
一、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理论视野
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是立足社会学理论方法发掘古典思想资源的学术创造,不论是“发现”社会思想,还是“发明”社会思想,都有一个关注中心或逻辑起点,这个中心或起点构成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理论视野。综合考察社会学的宗旨和使命,历代知识精英的主张和实践,以及生活世界的日常行动逻辑,可以说秩序是以上三者的中心或起点,因而秩序也就是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理论视野。
第一,社会学的秩序论范式。
按照孔德重建社会秩序的设计,秩序与进步是社会学的两大主题。要确保社会持续进步,就必须按照实证主义对社会自然法则的正确认识来恢复社会秩序。人类自然拥有博爱的倾向,扩充这种倾向,甚而把人的情感宗教化,就可以引导人类迈向有序与和谐。社会秩序也需要劳动分工和经济合作,同时建立开明政府,确立政治权威,扩大政府的管理权限,对社会实施普遍的调节和改造。这些方面既是社会秩序的生成要素,也是社会秩序的建构过程。
孔德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一些近代思想家对社会秩序的思考。霍布斯在论述“利维坦(国家)”的过程中,提出“社会秩序何以可能”的问题。他认为,只有通过放弃某些个人权力才有可能形成和平统一的市民社会,即以某种契约义务把个人同某个主权国家联结起来,由国家以成文法的规定保障秩序与和谐。帕森斯深入检讨了霍布斯的假设之后指出,如果按照最严格的功利主义假设,在社会的条件下,一个完整的行动体系将会成为霍布斯所说的“战争状态”。霍布斯以功利主义逻辑思维进行的实验,并未真正解答秩序的建构问题。在帕森斯看来,全部理论社会学的核心必须对这一问题作出解答,而他的社会行动理论则是回答“社会秩序何以可能”的初步尝试。而吉登斯认为,经由帕森斯之手,秩序问题成为社会学最突出的四个神话之一,他决意破除这四个神话,秩序问题当然也在其解构之列。不过,可能让吉登斯始料未及的是,他自己的“结构化理论”却被贝尔特称为在时间中“社会秩序的巧妙实现”。
此外,迪尔凯姆、韦伯、库利、鲍曼、布迪厄、亚历山大等大批社会学家,都从不同角度阐发了社会秩序的本质和原理,因而秩序论是社会学的一种主要范式。而在当代中国,郑杭生的社会运行理论结合经典社会学理论命题和中国历代王朝治乱盛衰实际,认为社会秩序就是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从结构功能的角度阐明了社会秩序的动态生成机制。
第二,传统思想文化的秩序关怀。
秩序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要义,在商周时期就形成了关于秩序的成熟想像和周密安排。天道是世道、人道的价值根源,人道、世道和天道同源同构、相互关联,日月星辰的排列格局和运行轨迹就成为人世的秩序模版,即以“天秩”构造“人秩”,按自然秩序构造人类社会的秩序。而从宇宙天地中领悟到的人间秩序,又在礼仪中被固定下来,仪式通过一套一套的象征确认并强调秩序的天然合理与不可质疑。象征的反复使用,在人们的心目中形成了一种意识,即象征的秩序就是人世的秩序,象征秩序的崩溃就是人世秩序的崩溃。
知识精英对秩序问题格外敏感,在礼崩乐坏、战乱频仍的春秋战国时期,重建秩序是知识精英的永恒话题和终极关怀,并由此形成了一以贯之的思想传统。有学者指出,春秋战国时期的动乱对社会构成了创伤性冲击,因此两千多年来的中国文化,就潜伏着“谈动乱色变”的过敏倾向。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中国文化蕴藏着一个因动乱创伤而造成的向往秩序的情结,从这一时代哲人的言论中,可以觉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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