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诉权下的刑事与解.docVIP

刑事和解与公诉权 单民，周洪波( 内容摘要：公诉权与刑事和解制度是相容的，二者在价值取向、目的和内容上都存在一致性。在公诉权下，刑事和解可以和解不起诉、和解暂缓起诉和和解起诉三种形式存在。当然，这三种方式的实施也需要在立法上进行完善。 关键词：刑事和解；公诉权；加害人 刑事和解的社会背景是以被害人为导向的刑事保护政策思潮的勃兴和以罪犯为中心的监禁、矫正政策的失败，其理论基础一般认为是“恢复正义理论”、“平衡理论”和“叙说理论”，其内容是在调停人（社会志愿者、社区工作人员或司法人员）的主持下，在相关人员（被害人、加害人的亲戚朋友、社区居民等），被害人与加害人面对面交谈，共同协商解决刑事纠纷。刑事和解在西方有些国家已经如火如荼地开展，我国则还处于争议阶段。虽然在实践中存在有些类似的轻伤害案件的调解情况，但这与西方的刑事和解有实质的差异。虽然我国有许多学者赞成刑事和解，但反对的声音也很强。在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大的社会背景下，刑事和解制度得到空前的青睐，成为多个学科的研究热点。有些地方也开始进行有益的尝试。本文就刑事和解与公诉权的几个问题做些探讨。 一、公诉权与刑事和解的相容性 　　公诉权，是指国家赋予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予以审判，使国家刑罚权得以实现的重要权力。一般来说，公诉是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而刑事和解则是以和解的方式来解决刑事案件，二者好像不相容。实际上，公诉权不仅与刑事和解相容，而且公诉制度为刑事和解提供了很好的载体。 （一）公诉与刑事和解在价值取向上的契合 公诉，是指代表国家提起诉讼，自然公诉的价值首先在于维护国家的利益。一般来说，公诉就是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通过惩罚犯罪来保护社会，而从宏观上讲，惩罚犯罪首先就是为了保护被害人的利益。通常观念，国家对被害人的保护已融入到对犯罪的惩罚和保护社会上。在我国，作为法律监督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公诉权，也并非单纯的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保障犯罪人的人权也是其应有之义。因为检察机关若为单纯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就没有存在必要了。之所以由公安机关侦查，而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其目的在于多设一道环节来保证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是实施犯罪行为的人，同时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如果检察机关是单纯的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机关，这一任务完全可以由公安机关承担，并且由公安机关承担，效率更高。因为侦查由公安机关承担，其最了解整个过程，承担公诉任务，自然效率更高。当然，法律赋予检察机关履行公诉职责，并非单纯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而是首先起到一个过滤器的作用，将不适格的“犯罪嫌疑人”过滤掉，其次是通过监督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来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刑事和解的理念是恢复性司法，而恢复首先是被害人利益的恢复。正是由于刑事和解首先以关注被害人利益为核心，其才得以发展。在传统的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利益在国家利益面前或者在以国家为被害人的代理人的名义中被忽略了。实际上，传统的犯罪观念，就是犯罪人与国家之间关系，作为深受犯罪之害的被害人在这一关系中并没有一席之地，自然其利益就无从保护。而刑事和解的首要问题就是解决被害人利益的恢复。其次，从刑事和解的过程和结果来看，其不仅关注被害人的利益，还重视加害人的利益保护。实际上，刑事和解的结果，加害人得到了很大好处。可以说，如果刑事和解不能使得加害人得到好处，也达不成刑事和解。最后，刑事和解也恢复了国家或社会的利益。刑事和解达成，被害人满意，不会报复了，加害人满意，悔罪而不会再犯了，被破坏的社会关系（秩序）也恢复了。刑事和解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它兼顾了被害人、加害人和国家（社会）三方的利益，使得三方的利益在和解的过程中得到调和。在检察环节充分贯彻刑事和解制度，可以实现公诉权所承载的全部价值。 （二）公诉与刑事和解在目的上的统一 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的最终目的无非是为了预防犯罪，包括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而刑事和解的最终目的也是预防犯罪。反对刑事和解的人所持的一个理由就是刑事和解会弱化刑罚的预防功能。实际上不会的。就特殊预防而言，加害人已经悔罪，其人身危险性消失，不会再犯；就一般预防来说，对于轻微的刑事案件，实行和解不诉能达到一般预防目的。因为轻微刑事案件的社会影响小，一般限于社区范围。在进行刑事和解中，有社区成员参加，他们能够感受到犯罪给别人带去的痛苦，也能感受到加害人真诚的悔罪和改过自新的要求，不会去实施类似犯罪。对于较为严重的刑事案件，实行和解起诉，既照顾到特殊预防，也考虑到了一般预防。因为实施严重犯罪的加害人，其主观恶性大，反社会心里强，虽然在刑事和解过程中，加害人悔罪，但这并不足以表明加害人人身危险性的彻底消失，因为其容易反复。而且由于社会影响大，如果对该类加害人不起诉，确实会给社会上其他人错误认识：无论犯多大的罪，都可能不受刑罚惩罚。这当然不利预防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