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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权力的研究——现代后现代之争 钟克伟2011-03-21 摘要：“权力”一直是备受各界学者关注的词汇，长期以来关于权力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本文试图通过比较权力研究的两个派别－现代派和后现代派的研究成果，从权力形态、权力实践及权力活动机制三个方面澄清社会学界权力研究的整体状况，并以此为基础，多角度地审视当今社会的权力相关问题。 关键词：权力形态；权力实践；现代派；后现代派；福柯 一、两派学者对权力的研究 学者“派别”的划分，是依据他们对权力的研究异同。现代派权力研究的学者以马克思、韦伯和米尔斯为代表，他们关于权力的研究走的是宏观路线；后现代派权力研究以福柯为代表，走的是微观路线。 （一） 权力研究的现代派 本文分别对现代派三位代表学者的权力观进行阐述，然后总结出他们研究的共同点。 作为19世纪伟大的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马克思关于权力的思考散见于他的各种著作中。许多学者对马克思的权力研究观点做出了分析和评述，笔者认为可以归为下列三个方面：首先是关于马克思的权力文明思想，有四个特点：一是公共权力的本质是公共意识的体现；二是权力为人民而存在；三是权力运行的保障是民主与公开；四是消除权力垄断，实行权责统一[1]。这是对马克思权力研究比较全面和中肯的概括。其次是关于对马克思公权力的思想，这主要体现为马克思关于权力异化和制约监督公共权力的思想。马克思认为，“防止公共权力异化，就要建立新型政权体制：人民掌握公共权力，实行普选制、罢免制、低薪制和有效监督” [2]。也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基于国家和社会理论，主张对权力进行制约，肯定分权的进步意义和合理性，即使无产阶级也要防止公共权力的异化” [3]。马克思认为，公共权力的异化，就是公共权力凌驾于社会之上，具体表现是“前国家社会原初公共权力的工具性、民主自治性和道德性慢慢蜕变为统治性、阶级性和强制性的国家公共权力” [2]。最后，也有学者将马克思的权力观归结为“权力诠释学”。只要我们考察的是真实的实践活动，就会发现这一活动是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权力和互动关系中展开的。“人们不是任意地随心所欲地进入自己的理解和解释过程的，而是在统治者无所不在的权力的阴影下进入这一过程的，统治者不仅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而且以自己的方式调节着自己对时代思想的生产和分配” [4]。 笔者认为，马克思的权力观可概括为阶级－国家权力观，马克思对权力的研究聚焦在公共权力的取得和公共权力的运行上，二者贯穿于阶级斗争。 韦伯是诠释社会学开创者，他关于权力的研究，主要表现在权力的合法化及官僚制理论。韦伯认为，权力是有意图的人类行动的结果，是人类彼此联系方式的表征。与马克思从阶级对抗来研究权力不同，他以多元主义阶级模型，探讨共同体内部权力分配的机制。韦伯关于权力合法化的研究，在其“合法性统治的理想类型”的论述中，即“任何统治都要解决统治的合法性问题”[5]。关于官僚制理论，在其对政治和国家的论述中，韦伯认为，“权力支配及结构只是达到国家利益的手段而已，政治的终极价值（国家利益）具有绝对的优先性，国家利益的实现，需要善于利用权力进行支配活动的政治家” [6]。不难看出，韦伯是在现在政治的权力逻辑中审视国家的，他认为国家承担着在世界上寻求权力以捍卫和张扬民族文化的使命。 笔者认为韦伯的权力观可以概括为“合法性统治”权力观。通过合法性统治理想类型的划分，韦伯探讨了权力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 米尔斯，是社会学冲突理论的先驱，他关于权力的研究，有著名的“权力精英”理论。米尔斯指出，“美国社会中那些在经济、军事、和政治机构中占据高位的财阀、军阀和政客组成了或多或少结合在一起的或统一起来的权力精英，他们的重要决策决定了美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和趋向，左右着美国中下层人民的生活” [7]。尽管他与马克思、韦伯一样，关心的是社会结构中的阶级及其各种统治形式和社会动态状况，“但是他在阶级的分层上却与二人相异，与韦伯相比，米尔斯重视的权力结构，而不是经济和声望” [7]。 从以上对马克思、韦伯和米尔斯关于权力研究的总结可以看出，他们都是走的宏观研究路线，即聚焦于国家和阶级，以统治为研究权力的目的。 （二） 权力研究的后现代派 福柯是社会学中后现代思潮的代表人物，他对权力的研究也是后现代的立场。许多学者对他关于权力的研究做出了分析和评述，笔者将这些评述归为三类，分别是权力研究的目的、方法和结论。福柯权力研究的目的，是要“颠覆宏观权力理论，代之以微观权力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和工具，对人的主体性、知识的认识论性质和性压抑假说等传统超验观念发起攻击” [8]。他研究权力的方法是，“从后现代性的理论立场，采取片段性、非连续性和多样性的方式，相对主义的解释权力问题” [9]。通过“规训性权力”的概念，福柯描述了现代社会是如何通过监视、检查、管理等规范化手段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