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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探索党风廉政建设规律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但是，成为执政党以后，并不意味着可以高枕无忧了，而是面临着新的更为复杂和严峻的考验，面临着脱离群众甚至出现腐败变质的危险。如果对党的自身建设放任自流，不坚决地反对腐败，不下大气力搞好党风廉政建设，那么“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对腐败带来的极端危害性保持着高度的重视和警觉，将反对腐败作为事关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任务来抓，不断完善反腐制度，努力探索党风廉政建设规律，在认识上日益深化，在实践上大胆创新，巩固了执政基础，赢得了人民支持。　　一、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的基本历程　：以运动方式为主进行党风廉政建设。　　建国初期，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保持党的纯洁性，惩治贪污犯罪、禁止铺张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作风，党采取了许多措施。一方面，1949年11月，党通过了《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成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各地县以上党委也相应成立了纪检机关。在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又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规定，“党的监察委员会应当不限于受理案件，而且要积极地检查党员遵守党的章程、党的纪律、共产主义道德和国家法律、法令的状况”。尽管党内专门监督机构建立的时间不长，但它在党风廉政建设中却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在执政初期的7年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共查处各类违法乱纪案件30多万起。然而，正如邓小平所指出，“这些好的传统没有坚持下来，也没有形成严格的完善的制度。”另一方面，我们党出台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关于追缴贪污分子赃款赃物的规定》、《惩治贪污条例》等政策法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声势浩大的 “三反”、“五反”和“四清”运动等。其中，“三反”运动由于处决了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专员张子善而产生了很大的震慑作用，对于惩治腐败行为和纯洁社会风气起到了较好的作用，在党风廉政建设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然而，从1966年开始，我国进入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的错误引导下，党内家长制、个人崇拜现象登峰造极，党风廉政机构遭到全面破坏，反腐倡廉工作无法进行。尽管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防止腐败，以保持各级党政机关及工作人员的清正廉洁与维护党的纯洁性，但实践证明，这种以“大民主”形式出现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并不能真正地在党风廉政建设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在“大民主”形式之下，党的领导被抛到一边，国家的法律制度被无端废除，国家处在无序混乱之中。正如董必武老所分析，“群众运动是不完全依靠法律的，甚至对他们自己创造的表现自己意志的法律有时也不太尊重。”　　1978年至今：以完善制度为中心的党风廉政建设。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历史性转变，标志着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针对长期和平条件下执政所产生的一些问题，如脱离群众、官僚主义、贪污腐败等消极现象，党着重健全各种制度，使反腐倡廉工作进入了一个制度化建设的新时期。　　第一，在党风廉政机构建设上，恢复和建立了党内“维护党规党法”的专门机构。搞好反腐倡廉建设，离不开健全的制度，它们为消除腐败特权现象和违法乱纪问题提供了依据。“十年动乱”结束后，针对纪委无端被解散的惨痛教训，邓小平及时提出，“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在他的倡议下，根据十一大党章的有关条款，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重新建立。邓小平对重新建立纪检机关寄予厚望，指出，“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组织部门的任务不只是处理案件，更重要的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把我们的党风搞好。”十二大党章中专设了“党的纪律检查机关”一章，增加了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同级党的代表大会选举，各级纪检接受“双重领导”，协助党委整顿党风等内容。十二大之后，作为专职机构的各级纪委在党的反腐倡廉建设中发挥了主渠道的作用，保障了党的方针和政策的落实与实施。　　1993年，中纪委确定了开展党风廉政建设的三项格局：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办案件、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从而使得党内的反腐倡廉建设与监督职能更加明确化。1996年，中纪委对反腐倡廉工作的领导机制作了明确规定：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参与和支持。此后，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党风廉政建设体系日益完善。1998年通过的《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促进了在各级党政领导班子中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机制。　　第二，为遏制严峻的腐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