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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对健全和完善我国立法 监督体制的设想 谈谈对健全和完善我国立法监督体制的设想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把“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作为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明确指出要“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而“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为此，亟须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的立法监督制度，切实改进和加强立法监督工作。　　完善立法监督制度，首先要在人民主权理论的认识上取得突破，为这一制度的完善做充分的思想准备。人民主权或主权在民理论由来已久。在我国这一理论的主要制度载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但长期以来，我们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人民主权原则片面化、凝固化，使得我们在设计立法监督制度时过分考虑国家权力的不可分割性，没有充分认识到赋予人大之外的专门机构追究包括权力机关在内的一切违宪行为的法律责任的职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使我国现行的立法监督制度实际上将最高权力机关排除在监督范围之外。在宪政条件下，宪法是人民意志的最高表现，民意机关意志的最高表现则是法律，而任何法律不得违反宪法是宪政秩序的最基本内容。为了保障代议机关忠实地代表人民的意志，必须建立以立法机关的立法为主要审查对象的立法监督制度。各国宪政发展的历史表明，宪政的不断发展，伴随着对民意机关制约的日益完善。　　在实现理念变革的同时，我国立法监督制度更需要体制上的创新。起源于西方国家的立法监督制度迄今已经有三百年的历史。在此期间，由于各国的历史背景、法律传统、具体国情的不同，立法监督制度各有差异。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国家，为了防止立法权力扩充和滥用，主要设计了议会监督、司法审查、宪法委员会、宪法法院等四种立法监督模式。这四种立法监督模式各有其优势和不足。但从实践情况看，一个共同点就是世界各国在立法监督权的设计上向着监督机构专门化、监督司法化、监督制度完善化的方向发展。我们应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使我国立法监督制度的重构跟上世界潮流，同时也应结合我国现实国情，使选择的立法监督制度具有现实可行性。　　（一）建立必要的组织保障，设立专门的立法监督机构　　在我国，要不要设立专门的立法监督机构，如何建立立法监督机构，这仍然是个争论的问题。实际上，不同意见分歧的焦点在于设立专门的监督机构是否会冲击现行宪政体制。笔者认为，设立专门的立法监督机构是势在必行之举，在借鉴国外立法监督、违宪审查等方面成熟经验和做法，并充分考虑我国现有体制的基础上，可以在全国人大下设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性质的立法监督委员会，协助最高权力机关行使立法监督权。立法监督委员会的设立具有充分的可行性，它既不同我国现行宪法相冲突，同时作为一个专门常设机构专司立法监督，可以从根本上消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自身组织上的局限和其他专门委员会难以兼顾立法监督的不足，使立法监督工作经常化、制度化。关于这个监督机构，应按以下几个特点来设立：第一，它应享有充分的立法监督权，即不但监督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地方权力机关的立法活动，而且应监督全国人大自身的立法活动。第二，它应该隶属于全国人大，性质类似于专门委员会，但地位应高于一般专门委员会，并具有相对独立的权力。第三，立法监督委员会作为专门监督机构，应吸纳法律专家学者广泛参与，从而保证立法监督的专业性和技术性。第四，它既可主动行使审查权，也可以应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等国家机关的要求和社会团体、组织、公民的申诉对法律法规合宪性、合法性问题进行处理。　　（二）引入司法审查机制，使司法审查权与权力机关立法监督权相互弥合　　司法审查制度是一项重要的现代宪政制度，西方国家的实践表明，这一制度的价值是不容置疑的。问题是，我国目前是否具备了创制此项制度并使之正常运作的可能性？回答是肯定的。在我国立法监督中引入司法审查机制，不仅必要而且完全可行。首先，设立司法审查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大自我监督的矛盾和弊端，弥补我国自上而下的单向立法监督体系，形成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双向立法监督体系，通过司法审查的特殊性，以司法审查机制启动立法监督机制，促进立法监督的全面展开。其次，解决法律规范冲突在本质上属于裁判权或司法权，在法治国家，司法审查权的设置不但是合理的也是不可或缺的。第三，在司法实践中，法律冲突首先是通过案件反映出来的。在诉讼活动中，诉讼各方利益竞争最激烈，向司法机关反映法律冲突的意愿也最强烈，因此有利于立法监督机关扩大发现法律冲突的渠道，最快掌握法律冲突事实，提高解决冲突的效率。第四，现行法律和司法实践已为司法审查制度准备了基本条件。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中可以“参照”适用规章，即在个案处理中享有对规章的一定审查权。《立法法》也规定了法律、法规、规章的适用规则，为扩大司法审查范围提供了法律基础。最后，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