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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中国对外贸易是否应坚持比较优势原则？ 古典经济学家提出并经完善的比较优势原理是中国参与国际分工和交换的基本依据。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对外贸易的实践证明，中国就是依据比较优势原理选择了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参与国际分工和交换。然而，竞争优势更能体现一个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比较优势只是形成竞争优势的基础，竞争优势理论在当今国际贸易中具有更现实的指导意义。中国要在比较优势基础上提升产业的竞争力，将比较优势转变为竞争优势。从国际分工和专业化的角度，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了绝对优势理论斯密的理论具有历史进步性，但他的理论只是回答了当某个国家在生产某种产品上具有绝对优势的时候，这个国家可以以此产业参与国际分工和交换，并从贸易中获取利益。斯密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如果一个国家在任何产业上都不具备绝对优势，那么这个国家还能参与国际分工和交换并获取贸易利益吗?后来的学者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研究并解决了这个问题。借助于2×2模型(假定国际贸易中只有2个国家，只生产2种产品)，他分析了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不具有绝对优势产业的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和交换的命题，在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中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一个国家即使在任何产品生产上都没有绝对优势，但是，只要这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中专门生产自已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并开展国际交换，则这个国家就能从国际贸易中获取利益。 　　从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来看，世界银行提出了划分内向型和外向型战略的数量和质量指标。这里，我们试以世界银行的多指标法对中国现行贸易战略进行定位。 　　(1)有效保护率。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1996年4月中国大幅度下调关税率后（加权平均关税率从28.1%下降到19.8%，未加权平均关税率从36%下降到23%），有效保护率明显下降，但仍保持着广泛且有差别的有效保护率，如运输设备超过300%，金属制品接近100%，非金属矿物为60%，而有些制造业超过600%。 　　(2)非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包括国家垄断贸易、进口许可证、配额、招标条件限制等。世界银行认为非关税贸易壁垒几乎覆盖了中国进口产品的三分之一，其中运输设备制造业、基础性重工业、机械设备制造业等尤为显著。　　(3)出口鼓励措施。目前中国外贸出口的鼓励政策主要有信贷政策和税收政策。信贷政策包括设立外贸发展基金、推行出口信贷、出口信用保险、封闭贷款、打包贷款等；税收政策包括出口退税，对贸易进口的原料设备、保税区进口等实行减税或免税。总体上看，具有范围广和保护率高的特点。 　　(4)汇率政策。从汇率定值方面看，1994年建立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人民币官方汇率从1美元兑换5.7元人民币贬值到8.7元人民币。人民币大幅度贬值显然有鼓励出口的倾向。 　　从经济学的划分标准来看，进口替代战略主要特征有：通过高关税和外汇配给限制进口，对本国市场的平均实际保护率较高；广泛实行对进口的直接控制和许可证办法；高估汇率以加剧反出口刺激偏向；资本流入较少。出口导向战略主要特征有：运用出口补贴、税收优惠等措施鼓励出口；对贸易控制程度轻微，不采取或少采取直接控制和许可证等办法；对本国市场的实际保护率很低；名义汇率接近实际汇率。 　　根据以上两个标准来判断，我国虽然采取了广泛的出口鼓励措施，并通过大幅度低估汇率来刺激出口，但总体上来说仍保持着很高的贸易保护壁垒，更倾向于进口替代的内向型战略。加入WTO后，中国将被强行改变偏向进口替代型的贸易战略，并在客观上加快向贸易自由化战略靠拢。 　　2.关税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在中国“入世”谈判的矛盾焦点中，尤为重要的一点便是中国的关税问题。中国属于高关税国家，1992年我国的算术平均关税是42.5%，而发达国家是4%，发展中国家是15%。目前世贸组织成员中，平均关税税率只有6%，其中发达国家的平均关税税率不到3%，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关税税率为10%。高税率使中国成为众矢之的，是中国入世的一大障碍。 　　但是，较高的名义关税并未给我们带来真正意义上的保护。按照关税有效保护理论，在一些产业中，我国进口的制成品、半成品及原材料产品并未按照阶梯递减排列，使名义的高关税与实际的有效保护相脱节，因而没有真正起到保护作用。政策上的优惠是我国关税体制的另一大问题。由于我们给予外商投资、加工贸易等较高的优惠待遇，使我国的实际关税水平只有7.9%左右。有人通过计算，认为我国的实际关税率甚至低于5%。无论是7.9%还是低于5%，名义上的税率都使我们徒背高关税之名。此外，关税保护的根本目的不是抵御外来产品，而是提高本国产品竞争力，如果关税过高，将使国内企业变成“无忧”企业而不思进取。因此，关税制度需要尽快理顺，既要防止国外产品过强冲击，又能使国内企业不坐享其成。 　　3.外贸结构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