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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领导决策权对治理我国腐败行为的新探索 内容摘要：政治权力的集中可以提高行政行为的效率，可难以保证公平。权力集中下的领导决策权并不是自由的，而是先天性的受到客观条件的约束。政府领导没有清醒的认识到这个问题，很容易导致腐败问题。要承认这种集中决策权的存在，但要予以合理的约束和限制。治理腐败的关键需要从提高思想认识，约束政府领导的决策权入手，并配合其他政策。 关键词：领导 腐败 决策权 ???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的繁荣进步，政府公务员队伍也在不断壮大，为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公共利益的实现提供了强大的保障。然而，政府内部也出现了较多不和谐的声音，政府个别职能部门的执法者和民众的利益存在较为严重的冲突，官员腐败事例频发。如此等等事件的屡屡发生既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给政府的形象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也影响了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长远目标。政府官员特别是领导者们（俗称“一把手”）出现的种种贪污腐败问题均与这些官员对自身职能定位的认识不清有关。本文基于此，从领导决策权力的本质、能力的有限性、人性的两面性论证了政府领导者决策权的自由与约束的辩证关系，从而对于政府领导者腐败行为的治理试图寻找新的解决方案。 一、领导决策权力集中带来的腐败问题及危害 在一国的政府官僚体系中往往存在“金字塔”式的权力等级结构，下级的数量较多，越是在“金字塔”的上层，权力点数量越少，同时权力也越集中。下级需要服从上级，上级有更多的决策权力和处置重要资源的权力，即通常所说的“一把手”说了算。在我国也存在这种情况。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均高度集中，而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经济权力逐渐回归于市场主体。而政治权力的格局未发生大的变动，这有利于公务员队伍自身运行体制的稳定和政局的稳定，给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而当我国改革开放持续深入、经济高速发展给政府带来较多的可分配资源和较多的“寻租”机会时，集中于少数官员手中的权力就可能失去控制，由公权力向私权力转化，被他们个人所利用。这是导致腐败案例频发的重要原因。在近几年的腐败大案要案调查情况中，可以看出案发领域多为权力集中、资金密集、垄断程度较高的部门或者行业，即为“寻租”机会多、收益大的部门。 美国学者布坎南在其《民主财政论》中曾对滥用权力与腐败的原因作过分析。他认为，政府官员面临若干公共选择或决策时，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要求，总是企图选择最有利于他们自己利益的那种机会，而不是选择最有利于公共利益的方案。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还外化为权力最大化，即把权力当作谋取荣誉、地位和财富的必要手段和条件。因此，官员们在私人利益的驱动下总是企求不断扩大机构规模和职权，制定更多的规章制度，加大本机构控管的支出，从而增强自己的势力和影响，强化自己的地位和声望，变相地为个人或利益相关人谋取私利。于是，官场病出现了，管理中的欺诈、浪费、混乱、舞弊、支出无效、优惠政策不当等弊病丛生。 ?滥权与腐败的频繁发生对经济发展的危害表现在，增加了经营与管理的成本和交易的费用，妨碍了经济效益，破坏了正常的工作秩序，诱发了更多的徇私枉法，激发了民众的不满，助长了不择手段聚财暴富的歪风邪气，使决策科学化程度降低，再合理的法规也形同虚设。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曾经做过一个粗略统计：从1990年以后，特别是2004年严格监督和处理官员腐败问题至今，每年平均有10名左右的部级大员因贪污腐败“落马”。根据竹立家的统计，中国目前在职的部级干部大约是2400多个，局级干部5万左右，处级干部50万左右。每年平均有10名左右的部级官员“落马”，而基于这一原因处理的局级以上干部年均400名左右，处级干部要达上千人。以2010年为例，中国省部级高官密集“落马”。其涉及人数之众、层级之高、数额之巨，足以刷新改革开放32年来高官落马的年度纪录。2010年全国共有11名省部级高官被判刑，其中7名被判死缓，4名被判无期徒刑。落马高官均有受贿罪，部分官员同时犯下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和滥用职权罪，涉案金额都在500万以上。这些高官犯罪行为在不断地侵蚀着我国的公正系统的基础大厦，在不断地引起人们的不满，也在让很多公务员由不满变得沉默，继而也被拉拢到这个腐败体系里。尽管当前我国政府已经加强了对官员腐败行为的打击力度和教育力度，然而预计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腐败问题依然是官员治理的严重问题。 邓小平曾在不同场合，多次严肃地指出：上面的问题不解决，我们就没有讲话的权利，人们会问，你们自己怎么样呢？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非常重要。孔子也曾以自己从政的经验得出：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子”者，“一把手”也。一把手正了，谁敢不正。因此，治理中国的腐败问题，关键是治理政府领导者的腐败，只有领导者的腐败得到了遏制，其他官员的腐败才会有效的被制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