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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的经济管理思想 一、韩非子简介 韩非(约前280—前233)是韩国的贵族，“喜刑名法术之学”，后世称他为韩非子。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当时韩国很弱，常受邻国的欺凌，他多次向韩王提出富强的计策，但未被韩王采纳。韩非写了《孤愤》《五蠹》等一系列文章，这些作品后来集为《韩非子》一书。秦王嬴政读了韩非的文章，极为赞赏。公元前234年，韩非作为韩国的使臣来到秦国，上书秦王，劝其先伐赵而缓伐韩。李斯妒忌韩非的才能，与姚贾一道进谗加以陷害，韩非被迫服毒自杀。 韩非子的主要著作《韩非子》是先秦法家学说集大成者的著作。这部书现存五十五篇，约十余万言，大部分为韩非自己的作品。当时，在中国思想界以儒家、墨家为代表，崇尚“法先王”和“复古”，韩非子的法家学说坚决反对复古，主张因时制宜。韩非子攻击主张“仁爱”的儒家学说，主张法治，提出重赏、重罚、重农、重战四个政策。韩非子提倡君权神授，自秦以后，中国历代封建专制主义极权统治的建立，韩非子的学说是颇有影响的。 韩非子的文章说理精密，文锋犀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比如《亡征》一篇，分析国家可亡之道达47条之多，实属罕见。《难言》、《说难》二篇，无微不至地揣摩所说者的心理，以及如何趋避投合，周密细致，无以复加。 韩非子的文章构思精巧，描写大胆，语言幽默，于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效果。韩非子还善于用大量浅显的寓言故事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作为论证资料，说明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地体现他的法家思想和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在他文章中出现的很多寓言故事，因其丰富的内涵，生动的故事，成为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至今为人们广泛运用。经济思想在韩非子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可归纳为六论：满足“自止于足”需求的利民论、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财富多元增殖论、“富国以农”为纲领的农为本业论、以利“本务”为目的而“少工商游食之民”的抑末论、以“俭于财用，节于饮食”为纲领性要求的官府作风论、“俸足以给事”，“利必在禄”制约的摇赋论。要从“俸足以给事”入手制约摇赋的水准。而且二者并不可平分秋色，等量齐观。尽管兵不强，固守不住，富无从谈起，但富国则究竟还得先行一着。因为总得有国才能有兵；况且，如果国不富，老百姓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怎么能使他“用力劳而不休，逐敌危而不却”呢！由此看来，只有“国富则兵强”，国富是兵强的基础，也是韩非实行法治的政治目标的最根本之处。这样，我们就有理由对韩非的全部思想用一个“富”字作简到了极点的概括。《韩非子》洋洋十余万言，都是围绕着一个“富”字。富了，就能强；强了，就可成就霸王之业。要富，就得发展经济、“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为也”。就当时形势看，“从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皆非所以持国也”。所以，韩非认为，必须摒弃“合从连衡”之说，潜心发展自己的经济。“富国以农”的经济管理思想法家把农业看作是富国的唯一途径，“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在韩非子看来，农业即国民经济，国民经济即农业，两者完全是等同的。法家首先提出农战政策，“耕战合一”、“寓兵于农”，农战实施的目的就是实现“富国强兵”。为了发展农业，法家重本抑末，否定工商业，“仓廪之所以实者，耕农之本务也，而綦组锦绣刻划为末作者富。”韩非子把工商之民视为社会五蠹之一。重本轻末的思想也由此形成。他还强调经营管理必须以法律为依据。 他的经济思想的主干是利民论，主要是“自止于足”。人的物质需求既客观合理，又是祸害之源。既然人民的需求有合理的一面，因此就需要统治者尽可能满足这种需求，同时人民要经过自我的调整，使人的物质需求自止于足；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财富多元增殖论。他认为社会的财富增殖的途径有两个：一是有利的自然条件：二是人类的生产劳动。在这个方面他有六种“耕战有益之民”的论说；“富国”是韩非治国的基础一环，而发展农业，又是他富国的根本途径。这就是他的以“富国以农“为纲领的农为本业论；韩非把农业作为基本的富国业，就产生了他的以利“本务“为目的而”少工商游食之民“的抑末论；“俭于财用，节于饮食“为纲领要求的官府作风论。也就是说，财用开支，要“俭”；衣食生活用度，要“节”；宫廷用器具，要“资用”；对珠宝好玩一类奢侈性活动，要“不事”；用“俸足以给事”制约的徭赋论从“俸足以给事”入手，制约徭赋的水准，只收必要的赋税，不要贪。 法家的思想简略介绍如下： 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 法律的作用 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浅显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