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类学1剖析.ppt

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出现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人类学中的发展 法国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生产结构的理想模式很明显,有三个基本成分--生产者、非生产者和生产方法--被视为是具体生产模式中变量的组合。生产者做决定的时候,都很注意经济、政治和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 1978年,古德曼( Goodman)提供了有关巴拿马村庄商品化研究的《农民经济的终结》,书中运用政治经济学理论强调价值的基本问题。 　古德里耶(Godelier) 1966年出版的《经济学的理性与非理性》将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将理性概念用在人的方面和系统上,为20世纪70 年代马克思主义的重新盛行铺平了道路。 二战以后,当社会民主主义让位给保守的新自由主义时,法国马克思主义也消失在学术界。 “发展”与经济人类学 格尔兹与“发展”范式密切相关,为20年后经济人类学的“文化转向”奠定了基础。 他出版了3部相关著作,《农业内卷化》是按传统框架研究爪哇经济为什么不发达,但是他从艺术史中借用了一些概念进行分析;《小贩和王子》在爪哇人市镇中区分了两种理想的经济类型,其中大多数人在街道进行经济行为的类型他命名为“集市型”。与此相反的“公司型”经济,包括得到国家法律保护的大部分企业,通过计算避免危机。国家政权机构为这些企业减少竞争提供保证,从而顺利地完成资本积累。而“集市型”是个人主义的和竞争性的,因此要将资本累积到很高是非常困难的。 “发展”与经济人类学 格尔兹的《尼加拉》是将集市作为其研究的模型,研究在竞争性市场中个人的选择,同时将集市模型看作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企业和国家霸权下的产物。当政治改革改变了群众生产和消费以及企业的路线时,现代学科转向个人主义方法论。国家越强大,资本主义企业和社会越有权力,可能成为国家垄断特权 。 “发展”与经济人类学 随着学科的进步,关注“发展”的人类学家数量不断增长,但是这些研究“不是基于认真调查经济增长和下降根源后得出的结论” 。《发展理论》中提到由于工业革命,“发展”有两个意义:资本主义增长的资源和改善增长的破坏性后果。 “发展”与经济人类学 用人类学家“发展”的观点来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主要的趋势就是研究“发展”,反映贫穷国家的悲惨历史。James Ferguson的《反政治的机器》揭露了莱索托发展项目的弊病,他表明经济行动都隐含在当地意义中,但都以提升城市居民利益结束,当地居民都没有得到预期效果。他的《现代性的期待》是对赞比亚铜带省人民生活的再考察,书中典型的以古德曼和曼彻斯特学派(自由贸易学派)的观点进行研究和历史人类学考察。在这里人类学家第一次参与了全球化框架下不平等现象的争论。 遭遇“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人类学(1980-) 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深入人心,已经威胁到凯恩斯在经济学领域内的学科霸主地位。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特点之一就是超越现代国家的控制,市场机制有效运行,市场流通更有效率。苏联的解体使世界市场统一不再是梦想;中国、印度和亚洲其他国家经济的复苏,使世界资本流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另外,交通和通信的变革创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网络社会”。经济人类学家的工作显得很尴尬,当他们批评资本主义文化的时候,市场经济已经成为全球性的经济,更多自我意识方面的理论出现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走向了经济学的历史和政治观点。 遭遇“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人类学(1980-) 人类学家至今都在避免直接和经济学家发生正面挑战,尤其在经济学家擅长的国家和全球化经济分析领域中;在“后现代”标签下,作为主要研究方法的田野调查遭到了挑战。经济人类学现在主要研究资本主义运作的核心及其在全球的传播;社会主义转型期私有化的地位;被各种国际组织定义为“穷人”的发展状况等等。 遭遇“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人类学(1980-) 　研究方向：(一)人类学中的政治经济学。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学家开始转向研究长时段内的世界资本主义。Mintz在《甜与权》中描述了糖在英格兰的生产、交易和消费的历史,以及资本主义形成的摇篮。Eric Wolf在《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中提出比较的框架,把20世纪民族志神话纳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史的范畴。他认为文化只是政治经济发展下的产物。萨林斯在《文化和实践理性》中从结构上批评了上述观点,认为文化不是只由政治经济发展过程而来。萨林斯尖锐地反对人类学关注西方资本主义,他相信完全可以通过文化研究发展一种理论代替现有理论来研究非西方社会。 遭遇“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人类学(1980-) 研究方向：(二)物质、货币、市场与交换 　　吸收了Boas的文化多元主义后,人类学家很快意识到资本主义也是多元的,并不仅仅只有国家一种分类。这一时期有关货币的研究大量出现。例如：Thomas Crump 的《The Phenomenon of Money》是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