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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 讲授：韩国明 《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 ——集体行动逻辑的演进》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著 上海三联出版社 “该研究的中心问题是一群相互依赖的委托人如何才能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从而能够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 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取得持久的共同收益。” 一、反思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  ——三种富有影响的模型 （一）公地悲剧。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1、什么是公地悲剧。 自从加特勒﹒哈丁（Garrett Hardin）富有挑战性的文章1968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以来，“公地悲剧”这个表述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他说作为理性人，每个牧羊者都希望自己的收益最大化。在公共草地上，每增加一只羊会有两种结果：一是获得增加一只羊的收入；二是加重草地的负担，并有可能使草地过度放牧。经过思考，牧羊者决定不顾草地的承受能力而增加羊群数量。于是他便会因羊只的增加而收益增多。看到有利可图。许多牧羊者也纷纷加入这一行列。由于羊群的进入不受限制，所以牧场被过度使用，草地状况迅速恶化，悲剧就这样发生了。 它意味着任何时候只要许多个人共同使用一种稀缺资源，便会发生环境的退化。 公地作为一项资源或财产有许多拥有者，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有使用权，但没有权利阻止其他人使用，从而造成资源过度使用和枯竭。过度砍伐的森林、过度捕捞的渔业资源及污染严重的河流和空气，都是“公地悲剧”的典型例子。之所以叫悲剧，是因为每个当事人都知道资源将由于过度使用而枯竭，但每个人对阻止事态的继续恶化都感到无能为力。而且都抱着“及时捞一把”的心态加剧事态的恶化。公共物品因产权难以界定(界定产权的交易成本太高)而被竞争性地过度使用或侵占是必然的结果。 “这是一个悲剧。每个人都被锁定进一个系统。这个系统迫使他在一个有限的世界上无节制地增加他自己的牲畜。在一个信奉公地自由使用的社会里，每个人追求他自己的最佳利益，毁灭是所有的人趋之若鹜的目的地”（Hardin,1968:1,244） 2、公地悲剧的成因 哈丁将这一状态模型化：一个向众人开放的牧场，在其中每个牧羊人的直接利益取决于他所放牧的牲畜数量的多少。由于在缺乏约束的条件，当存在过度放牧问题时，每个牧羊人虽然明知公地会退化，但个人博弈的最优策略仍然只能是增加牲畜数量，久而久之，牧场可能彻底退化或废弃。这就是“公地悲剧”。“公地悲剧”的发生，人性的自私或不足只是一个必要的条件，而公产缺乏严格而有效的监管是另一个必要条件。所以，“公地悲剧”并非绝对地不可避免。 “公地悲剧”展现的是一幅私人利用免费午餐时的狼狈景象——无休止地掠夺。“悲剧”的意义就在于此。根据哈丁的讨论，结合我们对挣扎在生活磨难中的人们的理解，“公地悲剧”的发生机理似乎可以这样来理解：勤劳的人为个人的生机而算计，在一番忽视远期利益的计算后，开始为眼前利益而“杀鸡取卵”，没有规则，没有产权制度，没有强制，最后，导致公共财产——那个人们赖依生存的摇篮的崩溃，所以，美国学者认为，公地悲剧发生的根源在于：“当个人按自己的方式处置公共资源时，真正的公地悲剧才会发生。“公地悲剧”的更准确的提法是：无节制的、开放式的、资源利用的灾难。就拿环境污染来说，由于治污需要成本，私人必定千方百计企图把企业成本外部化。这就是赫尔曼·E.戴利所称的“看不见的脚”。“看不见的脚”导致私人的自利不自觉地把公共利益踢成碎片。所以，我们必须清楚——“公地悲剧”源于公产的私人利用方式。其实，哈丁的本意也在于此。事实上，针对如何防止公地的污染，哈丁提出的对策是共同赞同的相互强制、甚至政府强制，而不是私有化。 （二）、囚犯困境博弈 （ Prisoner`s dilemma ） 模型表述： 两名嫌疑犯被带到拘留所，分别看管。地方检察官确信他们犯有某项罪，但他们没有足够的证据在审判中证明他们有罪。他分别告诉这两名囚犯他们面临的选择：承认有罪或不承认有罪。如果两名囚犯都不认罪，地方检察官将编造一些非常小的罪名，如偷窃或非法持有武器控告他们，他们将会受到轻微的处罚；如果两个人都承认了，就会被起诉，但检察官会建议不给他们最严厉的惩罚；但是如果一个人承认，另一个人不承认，承认的回因此受到宽大处理，而不承认的则会加重罪名。以坐牢的年份作为结果，该策略问题可概括如下： 哈丁的牧人博弈(该博弈具有囚犯困境的结构) 假设： ＊一块牧地所能供养的牲畜数量是有限的。我们把这个有限的数量假设为L。 在两个人参与的博弈中： ＊ “合作”策略被认为是放养人放养L/2的牲畜，此时，每人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