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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城市与区域规划，为了增长的规划2015年04月13日 15:28 来源： 澎湃新闻市政厅?? 作者：吴缚龙 ? 　　在中国，城市规划是一个热门专业。但在英国，这个专业并不热门，为什么？ 　　因为城市规划是增长的敌人：规划的名声不大好，每当新的领导者上任，为了让经济增长，首先会削减规划。因此，西方的城市规划，与中国截然不同。 　　中国的市长就任后，会大兴土木，做一番规划。大家对比一下东欧，就知道，在社会主义经济垮台后，规划师都无所事事——因为计划经济都不要了，还要什么规划呢？在中国，事实上是在改革开放、引入市场经济后，规划的地位得到了高度抬升。 　　为什么中国的城市规划这么热门？我想有三个解释。第一，在中国，规划适应了市场；第二，规划能解决市场化带来的很多问题，如环境问题、社会不公正问题；第三，规划其实创造了一个增长的话语。通过创造增长的话语，它强调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管制的一种手段，从而也提高了规划自身的地位。这就是我想谈到的三点。 ?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前的规划 　　我想先回顾一下中国的规划。其实，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规划的国家之一。城市的建制有一定规制，《周礼》就有记载。但实际建设又因地制宜，比如引入所谓风水，以及建造时要负阴抱阳等。因此，城市的选址，也就符合自然地理条件。 ? 　　在此条件下，对中国城市进行研究，意义在于“Wall City”，即有城墙的城市。在帝国时代，城市是统治的中心，比如衙门。这里是上海的县城图。 租界建设时期 ? 　　真正现代意义的城市规划，起源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的租界建设。当时为建造租界，规定了土地细则，从而逐步延伸出城市建设的规制。当然，在此时期，城市是分隔的，分成中国传统的城市部分和租借地部分。青岛这样完全的半殖民地城市，就显现了宗主国德国的风格，而哈尔滨就体现了俄罗斯的风格。 　　很有意思的是，1927年，上海做了一个“大上海计划”，理念十分先进，要在江湾建立“新市民中心”，要将分裂的租界和华府联合起来，变成一个城市的中心。在这个计划中，有市政厅、博物馆、图书馆、医院等，都是为市民服务的建筑。整个计划因抗日战争爆发而未得实施。现在，要寻找当时“市民性”的建筑，还是很困难的。比如，现在的体育学院中间，有一座建筑就是当时规划中的市政厅，现在作为中西合璧式的图书馆。在社会主义时期，市政厅在某单位的围墙之内，但它本该是一个开放的、具有服务性质的市民中心。 　　1927年在南京也有一个“首都计划”，设想在紫金山南麓建设一个中央行政中心。当时的设想十分宏伟，要在明故宫遗址上，建设一个商业中心。因明故宫离城市较近、土地平坦、发展较成熟，如果把该地设置成商业中心，会取得很高的土地收益回报，从而支持新的中央行政的建设。但当时，因为国民党两个派系的争执，这个计划没能实施。 　　?1946—1949年，上海区域规划编制了三轮，共有三稿方案（这本书已被上海规划院重新编辑出版）。当时的规划理念非常之新。1940年的“大伦敦规划”，强调有机疏散、强调邻里建设，而上海这些规划中，就提出要在市域里建设新式居民区，当时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理念。所以，当时中国的规划水平，可以说和世界水平比肩平齐。 　　把规划师作为一种职业，这缘于现代中国的形成。它继承了中国对城市的传统认识，有着强烈的建筑和工程传统，以空间构建为工作核心，蓝图式的规划风格始终得以保持。城市规划把城市看作放大的建筑，广义上，是当作一种人居环境。在塑造人居环境过程中，规划师始终是能动的，坚信能通过规划建设实现强国富民，通过整体设计可以对城市进行通盘规划。然而，由于受到战乱、经济波动的影响，规划起的作用非常有限。 　　当时，规划师呼吁建立新中心，政治家却踟蹰犹豫。或因党派纷争，或因财力有限，这些宏伟的规划都未得以实现。而现在，情况恰恰相反，规划师对建造“新中心”十分谨慎，而政治家却在说，自己要向东或向西，建设新的中心，进而让规划师重新布局。 　　由此，当时的规划来自学习西方，通过现代化、建设新城市，来实现社会理想。可惜在当时都以失败告终。 ?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这段时期的规划，有巨变也有不变。变的是国家具备了强有力的实力，不变的是现代化的理想。只不过，现代化是通过工业化实现，强大国家实力、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城市化、市政建设。 　　这一时期在国家层面，国家对产业布局的能力空前强大。对生产的项目，通过审批，可在全国范围内布局。在冷战高峰时期，为提高工业生产能力，实行了所谓“三线建设”。 　　而在城市建设方面，则借鉴了苏联的卫星工业城镇建设。实际上，苏联的经验受到有机疏散、花园城市等西方规划理念的影响。在北京，有“十大边缘区”；而1959年的上海，也设想建设新城，但受到1946—1949前一版规划的影响。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