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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文研究的世纪回顾与展望 　　二十世纪的宋代文学研究落后于唐代文学和宋史研究。而在宋代文学研究中，宋文研究又比词、诗研究萧条得多。如果说宋词学和宋诗学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学科规模，那么，宋文研究则连个“散文学”或“文章学”的学科概念都还没有。二十世纪的词学研究可谓名家辈出，硕果累累，然而宋文研究却专家寥寥，著述不多，无论规模、层次、研究角度、方法、还是成果，都还未能成“学”。 　　这里首先要辨析一个概念。文学史家习惯使用的“散文”一词，虽然其外延和内涵都不甚明确，但偏重于文学是无疑的。然而怎样才能从古人文章中明确地划分文学文章和非文学文章呢？比如宋文研究，可以从文体、文性（类）、文法等各种角度面对宋文的各种文本，但若严格挑选文学文章和非文学文章，实非易事。比如苏轼的文章，以文体论，众体皆备；以文性论，文学性和实用性都有，二者或可分，或不可分；以文法论，文学文章和实用文章既有同法，又有异法。故各种中国散文史著述，皆不限于文学散文，而广及各种文章。既如此，则本文所谓宋文研究，自然也是既面对文学意义上的散文研究，又面对写作学意义上的文章研究，因而是指有宋一代各体文章之研究。 　　以下从典籍整理、研究状况、学科建设三方面进行回顾和展望。 　　一、典籍整理 　　自宋至清，宋文虽无清人所辑《全唐文》那样旨在尽收的总集，却不乏别集传世。亦有略具规模的选本，如宋吕祖谦编《皇朝文鉴》[1]、宋魏齐贤等编《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明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钞》、清高步瀛选注《唐宋文举要》等。宋文一直受到明、清人的重视、学习和研究。 　　二十世纪前期，宋集出版小有成就。李之鼎自1914年起历时10年，精选善本，刊刻《宋人集》甲、乙、丙丁四集共59人62种。他这样做的一个重要理念是认为“节义文章，近古以宋为盛”，而“四库著录仅存三百九十九种，其中尚多辑诸《永乐大典》者，存目更少传本”，因而“举两宋足本别集凡本朝无刊本者，节衣缩食，力任校刊”[2]。稍后胡思敬刊刻《豫章丛书》，也是尽求精良善本，共收宋代别集20种。《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也选入若干种宋别集。1936年中华书局出版历代作家文章选注本，其中宋文选本有《欧阳永叔文》一册、《王介甫、曾子固文》合一册、《苏明允、苏子由文》合一册、《苏东坡文》上、下册。同年，世界书局也出版了排印本《欧阳修全集》、《苏轼全集》、《陆放翁全集》、《文天祥全集》等宋集。这一时期古籍整理出版一般只作校、点，不作注释。 　　二十世纪四十至七十年代，宋集整理出版甚少，仅二十余种[3]。这是一段国难频仍和国家政治比较特殊的时期，爱国主义和唯物主义在主流意识形态中拥有显赫地位，古籍整理也因此而较多地垂青王安石、杨万里、范成大、陆游、辛弃疾、 陈亮、叶适等被称为爱国主义者或唯物主义思想家的别集。包拯则以“清官”而受到永恒的偏爱。李清照集在二十世纪屡被关注，固然与其成就有关，但也与“五四”以来妇女解放运动有关。 　　此时期整理工作仍以校点为主。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的笺注传疏之学，开始以现代的方式出现在古籍整理中，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1963年）虽属词学专书，但其“编年笺注”体例，却对当代古籍整理有示范作用。周汝昌《杨万里选集》、王延梯《漱玉集注》、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等，都是宋集整理较早的现代注本。 　　这时期的宋集整理工作还有一个对研究工作有重要意义的内容——由整理者作前言或后记，比古人之叙（序）、跋更具学术性。如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1963年出版时，以一万五千余字的《略论辛稼轩及其词》置于书前。同年，王仲闻也写了一万四千余字的《李清照集校注·后记》。1978年《漱玉集注》修订重版时，王延梯作了近二万字的《前言》。朱东润《梅尧臣集编年校注》1980年出版时，除《前言》外，又加叙论四篇——《梅尧臣诗的评价》、《如何进行编年》（附〈宛陵文集分卷编年表〉）、《梅尧臣集的版本》、《原注和由原注引起的推测》。这类叙、记文章通常是权威性的专家之论，其学术含量比较丰厚，学术观点比较精深允正，因而往往对同类研究有较强的引导作用。 　　二十世纪后二十年，学术研究渐近常轨，宋文的整理出版工作也有了起色，二十年间整理出版的宋集超过前八十年的总和[4]，而且带有现代笺注、编年、谱、传、叙、记、述论等项目的成果大增，标志着整理水平的提高，为阅读和研究提供了比点校或校注更大的方便。较早如朱东润《梅尧臣集编年校注》（著于1960—1965年，出版于1980年）。此后之宋集整理，“编年校（笺）注”遂成风气。 　　一些研究资料也陆续出版，如中华书局（以下简称中华）《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陆游卷〉（齐治平编，1962）、〈杨万里、范成大卷〉（湛之编，1964）；〈黄庭坚和江西诗派卷〉（上、下册，傅璇琮编，1978）；《苏轼资料汇编》（川大中文系编，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