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公共产品与公共选择理论预案.ppt

利益集团与寻组 政治寻组的方式： 政治创租：凭借政府权力给企业或他人带来好处，增加他们的收入，然后企业或他人进贡。 政治抽租：凭借政府权力故意刁难企业，使其活动受到威胁，企业不得不割舍部分收入进贡。 政治租的消散： 消极被动的消散：政治权力的要求太高，企业无法承受，停止寻租；政治租增加到一定程度后，受到法律制裁。 积极消散：建立民主政治，消除政治租的土壤；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消除企业寻租；加强法制建设，加大寻租成本。 寻租示意图 价格 Pm Pc 自由竞争条件下价格会平衡供需关系 垄断条件下生产者以垄断价格获得租金 官员频频落马 楼市权力寻租亏了百姓肥了贪官 据中国青年报报导： “常州市原副市长张东林案很典型，其主因是被房产商控制，不能自拔。”江苏省纪检部门一位干部介绍说。近几年张东林在审批房地产开发项目等过程中，被查出索取和收受17名房产商贿赂270余万元，涉及具体楼盘近30个，有的房产商每开发一个楼盘都要行贿。 开发商为何如此仰赖一个负责城建的官员？因为“谁和张东林的关系铁，谁就会成为主流房地产企业”。受贿后的张东林为开发商提供的服务“细致入微”：确保审批项目顺利过关，减免土地出让金，为国有房地产企业核减亏损，为开发商协调各种关系，以审批代替土地招投标等等，权力所及，无所不包。 南京市政府原副秘书长魏竹琴案情与张东林相似。据纪检部门证实，魏在用地协调、规划审批、规费减免、项目立项及承接上，为开发商谋利，收受钱财。其随身携带的他人赠送的各种消费卡就达数十张。 城建官员腐败，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即“老子管城建，亲属搞开发”。据苏州市纪委证实，2004年8月被江苏省纪委立案调查的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利用分管城建的职务之便，不仅大肆受贿，而且伙同其子在变更土地用途过程中，非法敛财，数额特别巨大。 南京一位大型房地产开发公司经理坦言：“如果权力都在阳光下运行，开发一个房地产项目的成本能降低15%左右！” 南京大学教授葛扬说，我国对房地产行业宏观调控至今已有两年多，但房价在一些地区依旧快速上涨，住房结构调整在多数城市效果有限。一个重要原因是房地产腐败现象太多，而腐败高发又与房地产领域的制度缺陷有关。 案例1：药监案——如此监管者怎能监管？ 2007年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一家三口卖批文, “拔出萝卜带 出一大堆泥”,其落马被指再现审批腐败。 案例2：王道生特大受贿案——国有资产能不流失？ 王系湖南省政府原副秘书长，2000年，在其斡旋下，湘民制药 厂以低于固定资产评估值的价格拍卖给某上市公司。2002年4月， 某公司转款100万元到王之子王健的账户上。 案例3：徐放鸣案——股票市场“玩你没商量” 2006年11月，财政部金融司原司长徐放鸣因受贿被判刑,他所在 的金融司政府贷款二处正、副两名处长先后也因受贿被诉. 案例4：三任厅长连续落马——公共工程的（“金桥银路”） --河南交通厅三任厅长连续落马.其中一位向省委写血书，保证 绝不收人家一分钱，绝不做对不起组织的一件事.另一位提出一个 极富感染力的响亮口号：“让廉政在全省高速公路上延伸！” （3）官僚理论 官僚看成是理性的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官僚与其他所有人一样，都是效用最大化者。他利用管理者效用函数方法提出，官僚的效用函数变量包括他的薪金、为他工作的职员人数和他们的薪金、他的公共声誉、他的额外收入以及他的权力或地位、装修考究的办公室、现代化的办公设施、公费活动等等。为了效用最大化，官僚竭力追求机构最大化；机构规模越大，他们的权力越大。 在公共选择理论家眼中看来，官僚是效用最大化的即自私的寻租者。公共部门在提供公共物品时趋向浪费和滥用资源，致使公共支出规模过大或效率低下。 以广州市为例：广州歌剧院总造价高达约10亿元人民币,广州市目前已有星海音乐厅、中山纪念堂、天河体育中心等大型音乐殿堂。另一方面，广州其它的一些真正公益性的公共产品的供应却严重不足，比如，它的治安混乱（抢包党） 、道路拥挤，抢劫、塞车等现象时有发生。与市民切身利益相关的治安、道路等公共产品的供应严重匮乏，而远离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所谓高雅的艺术殿堂等公共产品却不厌其烦地一建再建、超量供应。公共选择理论所揭示的政府失灵问题，在广州表现得竟如此淋漓尽致。 上海：迪斯尼主题公园 ：投资300多亿元人民币、占地6平方公里 阜阳机场：中国“政绩工程” 的案例 2002年8月18日傍晚，南方周末一个记者走在阜阳飞机场空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