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山歌社”的史实研究.docVIP

第二章 “山歌社”史实研究 “山歌社”正式成立于1946年3月31日，其主要成员为作曲组1947级的部分同学。他们早在1945年3月5日即编成《中国民歌选（第一辑）》（简谱版），并于同年3月12日开始出刊《山歌》壁报。从《山歌》壁报的创刊到国立音乐院复员南京，“山歌社”的音乐活动大致持续了5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到1945年3月12日到1946年9月14日音乐院复员南京这一段时间，因“山歌社”的活动中心在重庆青木关，可以作为“山歌社”的“青木关时期”；从1946年5月到1947年3月，由于音乐院已复员南京，“山歌社遵义分社”成为社员们复员期间之联络点，其函授部（学员大多在四川，贵州一带）也留在遵义活动，这一段时间作为“山歌社”的“遵义时期”；1946年10月16日，“山歌社”随国立音乐院 “复员”南京后，到1947年5月（以 “5.20”学生运动为界），为“山歌社”的“南京时期”。此后，由于当局的追查和战争的临近，不少“山歌社”成员被迫离开南京，社团意义上的“山歌社”的活动到此基本结束。但“山歌社”成员在南京之外的北京、上海、香港等地继续开展着与“山歌社”宗旨相关的音乐活动，使得“山歌社”的活动由南京向外扩散，也一并纳入“南京时期”来研究。 第一节 重庆时期 “山歌社”在重庆时期的活动从1945年3月起至1946年8月止，经历了《山歌》壁报的创刊、“山歌社”的正式成立、复员期间“山歌社”成员在青木关的音乐实践等活动。在此期间，“山歌社”的活动重心为对于民歌的搜集、整理与推介，其中最主要的成绩是对于民歌钢琴伴奏的编配。 1、《山歌》壁报发刊的契机——“煤炭事件” 《山歌》壁报的发刊起源于一次国立音乐院的院内学生运动——煤炭事件国立音乐院成立于艰苦的抗战岁月，其物质条件的贫乏可以想见。当时，音乐院的生活费实行“贷金”制度，这种“贷金”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是由政府供给、不需要学员还款的。由于当时国家的贫困，的生活只能在较的水平上维持师生们把他们吃的米饭戏称“八宝饭”，即从中稗子、谷子、砂子摆满桌菜缺油少盐，经常是盐水煮蚕豆或煮黄豆芽，很久才打一次牙祭，能吃到几片肉。 2、“级刊”与“山歌”壁报 早在1944年上半年，青木关国立音乐院作曲组的学生就成立了“级会”，这是音乐院第一个以专业学习为其活动内容的学生社团(即“山歌社”的前身)。在“煤炭事件”中，这个“级会”的成员起到了骨干作用，这样，“级会”在学生中的影响力提高了，不少学生参加了“级会”倡导的音乐函授和搜集民歌活动。这个“级会”的成员以1947级（1942年入学，1947年毕业）作曲组的同学为主，适当吸收了下几届的同学，他们是潘名挥、郭乃安、伍雍谊、谢功成、孟文涛、王震亚、朱石林、严良堃、华蔚芳、伦宝珊等。他们还刊出了名为《级刊》的壁报，发表自己的艺术举张，探讨音乐的各种问题。1945年3月5日，“级会”将同学们从《新音乐》等刊物、延安的小唱本、王洛宾的《西北民歌集》以及朋友和自己记录的民歌集中起来，共124首，自筹资金，自己刻印，油印出版了《中国民歌》第一辑。在这本民歌集的前面，有由郭乃安执笔代表理论组1947级学生写的序言。在序言中特别提出了研究民歌的两个目的： 第一，改造民歌，无可讳言地，民歌的作者缺乏技巧的训练，有的不免粗糙，有的不免流于低级趣味，我们想试着将他们再加一番洗练，使人民从自身的艺术上提高起来。 第二，由民歌的研究着手而创造出民族的音乐。民歌既然是人民生活的产物，它的节奏、旋律都与人民生活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创造真正反映人民生活的音乐，便去研究民歌的旋律、节奏和调式的规律，并且从这些民歌中去寻求一些可能的和声体系。 这件工作得到了杨荫浏、江定仙、黄友葵、陈田鹤、伍正谦等教师的支持。杨荫浏认为这样的民歌采集活动“不亚于北大的民谣研究”，进而为这个简谱民歌集写了如下序言： 音乐院作曲组的几位同学，学习到了相当阶段，渐渐觉得了解西方作曲的技术，还不是民族音乐合理的出路，便转向本国音乐中间，寻求作曲材料。他们第一步是从搜集和整理民歌开始。他们的理想，是在分析这些民歌后，能产生出来西方作曲学中未加以特殊注意的问题，由解决这些问题的尝试，导向民族音乐的途径。 《中国民歌》第一辑的出版进一步扩大了“级会”与《级刊》的影响。为了进一步开展民歌收集运动、吸引更多的同学来研究民歌，作曲组 “级会”成员决定将《级刊》改为学术性壁报——《山歌》，于1945年3月12日正式刊出。《山歌》壁报的编辑者仍以作曲组1947级学生为主，但投稿者是面向全院学生的。《山歌》壁报的出刊，反映出当时国内音乐界对于研究民间音乐有着普遍兴趣的学术背景，标志着国立音乐院作曲组的“级会”由一般的音乐学术组织开始向研究民间音乐的学术团体转变。 《山歌》壁报并不是专门研究民歌的理论刊物，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