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法制与市场（全稿）.docVIP

法制与市场：中国历史上市场经济周期兴衰 的法制原因 ——韦森在的讲演 交易的法律规范与司法实践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中华法系基本上是“以刑为主，诸法合体”，但是，在历朝历代的法律体系中，仍不乏调节民事交往和市场交易的法律条文。从源头上来看，据《周礼》记载，早在两三千年前，在中国历史上就出现了与借贷、抵押、赔偿、租赁以及赠与等社会经济活动有关的民事法律行为，并由此产生了调节这类民事活动和纠纷的相应法律规范。到了先秦时期，尽管国家实行土地国有制，但随着商业、手工业和贸易的发展，调节民事行为和纠纷的法律有了一定程度的萌生和发展。在目前保留下来的一些先秦文献中，就有大量对交换契约、买卖契约、租田契约、借贷契约，以及雇用契约的规定和记载。商鞅变法后，秦灭六国而统一中华，随之秦律中有关民事纠纷调节和市场交易的条文也进一步细化，以至于在秦律中对社会与经济生活中的物权、债权、侵权赔偿以及不正当交易均有较详细的规定。到了汉代，朝廷的立法机构除了对诸法合体中的民法部分做了详细的分类外，还进一步完善了典权与抵押权。另据1973年在湖北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2号木牍“中舨共侍约”来判断，在汉代甚至出现了“合伙契约”。在随后的魏晋时期，契约形式更进一步规范化和制度化了，并且可能出现过官方相应的契约范本，从而也为后世的契约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隋唐之际，调节中国的民法纠纷的法律条文更进一步完善，以致于中国法制史学家张晋藩教授曾做出了如下判断：“由汉迄唐，债权法的发展，反映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日益复杂和多样，特别是‘民间私约如律令’的规定，现实了契约在民间法律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在中国法制史上，宋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这主要表现在宋代的民事立法较以前朝代有了较大的进步，且宋代有关民事立法的范围极广、条文细密、涉及到民事主体、民事交往、商事交往、财务管理、婚姻与家庭继承、民事诉讼等方面。宋代的民法，一方面反映了宋代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对民事立法的巨大推动作用，反过来较为完备的民法也确保并促进了为宋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商业城市的出现。从法律制度的建构与市场经济的互动发展来看，近代著名的日本中国史学家内藤湖南所提出的“中国近代从宋始”说，看来不是没有一定道理的。从传统中国的政治与法律制度的整体来看，宋代的一项重大的社会进步是农业租佃制经营较普遍地发生了，从而使一些农民摆脱了地主庄园的“私属”身份而成为有自己自由意志和权利的国家编户齐民，并随之出现了永佃权，即承租人以按时按量交租为条件，永远租用所有者土地的权利。另外值得注意是，在两宋时期，出现了竞争缔约的具体形式，如招标、投标、开标、定标的农、工、商业经营形式，还曾出现了信用性契约和信用货币即“交子”。随着货币经济和商品贸易的高度发展，在两宋时期也开始有了信用借贷，出现了具有类似于现代银行信用中介服务功能的“长生库”与“抵当所”，并且官营的信贷业务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在这种较完善的民法体制以及较宽松的政治制度下，两宋时期甚至出现了类似于现代社会中有价证券的“交引”，——这至少要比近代欧洲诸国早几百年。更为奇妙的是，在两宋时期，还曾出现过著作权保护法之类的法律条文，这也比英国和西欧洲诸社会至少要早三百年。 从市场经济发育，城市的形成及其功能转换，以及法律制度与市场扩展互动演变的综合视角来判断，两宋时期的中国，非常像15、16甚至17世纪的英国和荷兰等西欧国家的情形。那么，为什么两宋之后中国没有像西欧那样出现近代市场经济秩序并相继发生工业革命和经济起飞？这个历史之谜显然与后来元、明、清朝的政治与法律制度的变迁有着重要的和多重的联系。尽管两宋时期的市场经济秩序已经开始挣脱传统中国社会的国家和政治的约束而开始成长发育，且元明清三朝的调节民事纠纷和市场交易的法律条文也在宋代法律的基础上有所改进，但在元、明、清政治、法律制度安排中有关民事纠纷和市场交易法律条文本身显然还构不成现代市场经济起飞的发动机。下面让我们就来简要回顾一下这三个朝代中法律体系的演化与变迁过程。 蒙古族入主中原后，于元世祖八年（公元1271年）建立起了一个地域辽阔的世界帝国“大元”。尽管蒙古族的军事入侵在开始曾对宋代原有的经济与社会结构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但是，从市场经济自发的扩展的层面来看，哈耶克所见的那种人类合作的自发－扩展秩序的内在成长冲动并没有在宋末元初的战争和兵荒马乱中被完全熄灭，以至于等社会稍加安定，市场经济秩序的自发成长动力又不断地发挥出来，并促使商业贸易不断扩展开来。结果，即使在蒙古族的军事强权统治下，元代的商品交易也曾一度非常发达，不但人口迁移有所增加，船舶和海洋贸易也一度非常繁荣，契约、券书得到了广泛运用，并出现了元大都当时那样闻名世界的商业大都市。更为值得称道的是，元朝货币经济在前代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以至于元朝纸币的广泛运用，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