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死亡仪式化失落说——从金正日、杰克逊、季羡.docVIP

论福柯的死亡仪式化失落说 ——从金正日、杰克逊、季羡林的死亡仪式化谈开去 福柯1976年3月17日在法兰西学院的演讲中谈到死亡的仪式化（收入《必须保卫社会》）。福柯在考察传统的政治权利向生命政治学转化的过程中发现，社会对死亡的态度在这一转换中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18世纪末直到现在，死亡的伟大的公共仪式化消失了，或被清除了。以致现在，死亡（不再是辉煌的仪式之一，不再是个人、家庭、团体，甚至整个社会都参加的仪式）相反成为人们加以隐藏的事情；它成为最私人的和最羞耻的事（至少在今天，死亡与性相比更是禁忌的对象）。”（233，《必须保卫社会》）福柯解释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它处于权力技术的变换之中。曾经给予死亡以光辉的，使它如此崇高地仪式化的，是从一个权力向另一个权力过渡的表现。”（233，同上）但是，随着政治权利向生命政治学的转换，死亡成为生命政治学不能到达之处，因此成为被忽略的存在，“从严格意义上，权力任死亡落下”。（234，同上） 从逻辑上，福柯的说法是成立的。问题是，从传统的以君主“使人死”的权力、以特权形式出现的政治权利向现代的生命政治学的转化（“君主的权利，就是使人死或让人活。然后，新建立起来的权利是：使人活和让人死的权利”，228，同上），作为一个不间断、永远不能完成、进行当中的历程，各个不同国家根据其在此转换进程中的位置，应该对死亡做出不一样的反应。但是，以朝鲜、中国和美国为例，部分证实了福柯的论断，部分又使福柯的论断存在一些疑问。当然，这样的一个序列，部分是因为我对这三者在这一序列上不同位置的肤浅的判断，而这一序列本身的确切性需要有严格的限定才部分有效。至于这种限定的具体内容，鉴于特殊的环境气氛，我只能期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以完成我粗浅的对福柯所谓死亡仪式化失落问题的印证和存疑。 朝鲜作为“纯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目前正在经历大部分我们已经经过的艰难的进程以及突变的期待，其政治形态作为传统君主式的政治权利的一种的表现之一就是，其对前国家领袖金正日忌日纪念、遗体崇拜等与死亡紧密相连的事态的超乎寻常的“仪式化”。由于金日成与金正日的特殊关系，对金日成的死亡的仪式化，不仅在金日成死亡当时起着重大的福柯意义上的权力交接的作用。在金正日已经成功接收金日成的权力的情况，每一次对金正日死亡事件仪式化的再现，都是对当日权力交接正当性、合法性的强调，也是对这一君主式政治权利形态正当性、合法性的强化。因此，这部分解释了在朝鲜面临国际压力越大的时候，国内可能的局势可能出现变动的时候，金正日将更直接求助于这种“显灵”式的死亡仪式化来强调其合法性，巩固其政权的统治。同时，这一解释也将部分预见，在金正日向其继承者进行权力交接临近的时刻，金正日将通过对已经取得成功的金日成死亡仪式化的再现，来强调将要出现的权力交接的正当性、合法性。 在福柯所谓传统政治权利向现代生命政治学进行转换的意义上，美国无疑是目前世界上在这一进程中最靠近现代生命政治学维度的国家之一。实际上，福柯所谓的死亡仪式化失落的论述原本就是以西方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穿越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圈地运动、大生产，直至福利资本主义、知识资本主义阶段为背景。与朝鲜不同，美国虽然没有动用国家力量，没有在权力的显性形态下出现死亡仪式化，但是说起死亡仪式化的失落，在没有限定词的情况下，却有待商榷。福柯谈论的死亡仪式化失落，在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中，其表现是明显的。我没有参与过美国人的生活，所获得的美国人的死亡仪式就是电影、电视中美国典型的死亡仪式，如教堂、墓地。如果说美国人自英国漂洋过海踏上美洲大陆开始，其死亡仪式没有更加简略（失落），至少也没有更加隆重（仪式化的程度）。这一来自于美国影视剧的判断，其主要的论据是，大部分美国人的死亡仪式除了教堂、墓地的仪式之外，除了亲人和朋友的悼念之外，不仅不存在中国人常见的哭丧现象、墓地的豪华奢侈化，也不存在超出死者影响范围之外的其他附加仪式。但是，这种“超出死者影响范围之外的其他附加仪式”也很难界定（比如我下边要谈的杰克逊之死）何为超出、何为影响范围，因此，我在这里想说的，美国人（一般意义上）没有就死亡的仪式进行特别加工的欲望和表现，而除了常规表现之外，我们甚至在一些影视剧中看到了可以表征福柯所谓死亡仪式化失落的片段。 如2008年的美国电影《老爷车》（《Gran Torino》），由伊斯特伍德主演，讲一个老年人在美国边缘社会的坚持和妥协。开头就是由伊斯特伍德主演的男主人公沃尔特?科瓦尔斯基晚年丧妻，子女从各地赶来奔丧。在教堂为母亲送别的时候，儿子们讨论的是父亲的怪脾气，孙子辈的完全事不关己、打闹取笑。以今日中国的现实情形，我们已经不会像从前那样将这一切解读为美国社会亲情失落、人际关系冷漠的表现。如果这种场景有某种意义上的代表性，那么，正可以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