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生命本体的形而上现代重构——《野草》和《烛虚》比较研究.pdf

结构在过去的历史条件下是如何使民族生命本体形而上现代重构在 一个新的起点发生、发展的，在现在的历史条件下又为民族生命本体 形而上现代重构向着未来标示出了怎样的终极向度与高度。最后确立 了以凌宇先生关于《野草》与《烛虚》的论断为本文研究的“逻辑出 发点”。 第二部分主要论述《野草》与《烛虚》的标志性，即二者之于鲁 迅、沈从文乃至民族生命本体形而上现代重构的独特存在。本文认为 《野草》与《烛虚》集中再现出二人在民族生存历史转折处所展开的 “自救”与“他救”。这种“自救”与“他救呈示出“我”作为民 族现代生存的践履亲证者与“人”作为民族传统生存的沿袭者的最本 质身份，这一方面凸显出“我”的存在即是“人”的拯救，另一方面 凸显出“我”与“人’’的尖锐化生存对立，而这种尖锐化生存对立呈 示出民族现代生存“无”与“有”合体、“无”中生“有的开端状 态。二人共构的伟大乌托邦正深植于“我”与“人”的尖锐化生存对 立两极而诞生。 第三部分主要论述《野草》与《烛虚》中的“我”，即民族现代 生存之“有一极。鲁迅与沈从文以“作家’的头衔在世生存体 现了创立、传播与践履新的价值体系三个层面的集中统一。作为二人 最本己出场的《野草》与《烛虚》之“我”，其在世生存便是对自己 所立人格样态的践履亲证，其实质是将自身“立之为极”以使“俾众 瞻观”，“人亦庶乎免沦灭”。“五四”正是这样的两个“我”实体化的 历史关键点。二人朝向现代生存的践履亲证即是“我作为民族现代 生存之“有”的存在确证，其间深蕴着“我”的精神超越与慰藉。 第四部分主要论述《野草》与《烛虚》中的“人”，即民族现代 生存之“无’’一极。从以“我”“立之为极”的“真的人”出发，透 视民族生命的非人性病灶本身就是民族生命本体现代重构的现实发 生。《野草》与《烛虚》以真切的生命感展示出这种社会人与非人对 立的内在景观，具体化为“我”作为“独异个体”之于“庸众”(鲁 迅所直面的民众)、“多数人”(沈从文所直面的“上等人’’)的生存突 围。“奴才”与“阉寺性的人”、“看客”与“莫名其妙的人”、“聪明 人”与“知识阶级”凸显出民族生命衰萎的根性与民族生命本体的缺 失，共构出一面更为完整的民族生命反思自我的镜子，呈示出民族生 命本体现代重构的鲜明针对性。 第五部分主要论述《野草》与《烛虚》的生命哲学，即在“我” 与“人”的两极观照中呈示出人之为人的应对。在独特把握社会与人 这一辩证统一体两面的基础上，内应中华民族新生这一中国社会历史 第二次大变动的主题，鲁迅以纵向的历史眼光在两千多年的民族主体 生存史中看到的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与人之存在奴隶时代循环的“十 全停滞”，进而集中关注专制主义与人之存在问题，沈从文以横向的 历史眼光在“神完全解体”与“神之存在，依然如故”的生存对照中 看到的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与人之存在的二律背反，进而集中关注神 之解体与人之存在问题，并依据各自获得的特有“历史指示’’分别作 出人之为人的鲜明应对：“朕归于我”与“神在生命本体中。《野草》 实质是鲁迅以最本己之“我’’的出场践履亲证“朕归于我”的生命哲 学，《烛虚》实质是沈从文以最本己之“我的出场践履亲证“神在 生命本体中”的生命哲学。前者以恢复个体“人’的价格”为基点， 以人之此在对于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确证出“自性”这一人之为人的 元精神、元性质(白因本性)，强调“自性”与人之存在现实性的统 一，由此重构尊严、独立、个性、自由的民族生命本体。后者以恢复 个体“对‘自然’倾心的本性”为基点，以人之此在对于生命内质的 真正占有确证出“神性”这一人之为人的元精神、元性质(自因本性)， 强调“神性”与人之存在自然律的统一，由此重构至圣至美的民族生 III 命本体。从“天人合一”到“朕归于我”、“神在生命本体中”，一方 面显示出二人对于民族文化的结构性现代重构，另一方面显示出这种 重构落脚于生命本体，一种对人之为人形而上本性的此在性占有与无 限超越。 第六部分主要论述《野草》与《烛虚》的艺术形态，即二者是以 怎样独特的艺术方式“启人生之圈机”的。二者“活生生的实在的内 容的形式”是一种生命的艺术，全在于开启各自独特的“人生之围机”。 地域色彩的消解显示出二者以生成终极性“形而上质”为目的的艺术 形态，而剧烈同一性、极致性生命体验正是人类文化思想史上伟大思 想家、文学家、哲学家殊途同归的精神现象与生命至境。象征既是呈 现这一艺术形态的需要，更是呈现这一生命之“征”的需要。《野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