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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考试与科举制度的关系探析 摘　要：官员选拔制度是伴随着国家的产生，适应阶级统治的需要而形成的一种人事管理制度。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官员选拔制度采用的方式逐步多样化。考试录用制度，就是通过公开竞争性考试选拔官员的一种制度。这种以考试方法选拔官员的制度，最早产生于中国，起源于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而现代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吸收了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和西方文官考试录用制度的有益成分，我国现行的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进入了法制化的新阶段。 关键词：科举制度；公务员考试；关系；探析 科举制度从诞生之始就受到我国制度范畴、历史传统、政治体系的深刻影响，这也决定了它之后对政治制度的历史和现实作用。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文官考绩制度对抑制腐败亦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挖掘科举制度中的积极因素对推动我国人事制度改革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一、科举制度的思想基础 面向社会选取统治人才是中国古代社会统治理念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这种取士观念的形成得益于早期中国历史发展的若干因素，随后成为支配历代统治者的一种基本思维模式，取士观念也成为科举制度长期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科举制度虽产生于隋唐，但科举的思想观念却由来已久。自汉代以来，选拔贤能就成为历代统治者统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科举制度正是这种观念的一种表现形式。科举制度之所以能延续一千余年，除了政治社会原因外，还有其思想观念的基础。众所周知，科举是古代中国一种选拔官吏的制度，其基本特征是公开地从社会中选材取士，征召官吏。从理论上讲，国家对人才的需求可通过两种方式给予满足，用古人的术语说，一是取士，一是养士。养士即培养人才，根据不同的需要和数量培养所需要的人才。而取士的出发点与养士迥异，它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之上，即人才本来就存在于社会之中，只要取法得当，就会选拔出足够的人才。这种取士的观念正是科举制度最基本的出发点。其实在科举制度之前的察举及九品中正制无不建立在取士观念之上，无论“以德取人”还是“以文取人”。这只是选拔官吏的方式与标准不同，而其基本的观念并无二致。可以说取士的观念是古代中国两千余年选官制度的观念基础。创立科举制的隋炀帝曾说“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四海之中，岂无奇秀？”从这儿可以看出，统治者们对于人才来源问题的考虑，均立足取士的观念。而儒家思想是取士的主要渊源，不仅由于儒家本身强调选贤任能，而且儒家为后世创造了一个三代这样一种选贤任能的理想社会。如商汤王访求到“耕于有莘之野”的伊尹，在他的辅佐下灭夏而得到天下。商高宗武丁访求到为人筑墙的傅说，拜他为相而天下大治。周文王访求到渭水边钓鱼的老头姜太公，拜他为相灭商而得天下。周公更是爱贤心切，可以中断洗头或吃饭数次，以礼遇来访的贤能之士。在儒家看来，贤人散布在社会之中，藏之于“江河之上，山谷之中，辟远幽闭之所”，统治者应当努力地去发现他们。而且，贤者出仕，野无遗贤被视为君主贤明和世道修明的表现。反之则预示着统治者面临危机，濒临灭亡。董仲舒认为，在“逆天暴物”的殷纣时代，“伯夷、太公皆当世贤者，隐处而不为臣。守职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这使得统治者将求贤看作是一项重大的，关系到长治久安的政治任务。由于儒家自汉代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因而儒家的选贤观念也成为历代统治者治国之术的一项核心内容。正如金诤所指出：“默默无闻的下层社会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地，统治者必须善于从中发现并选拔出才智之士，才能发展并巩固自己的政权。由于中国封建统治集团很早就有了这一清醒的认识，他们才能够逐步创立并完善中国独有的科举制度，并与之相依为命地共同走完其历史旅程”。 取士观念虽然扎根于儒家的思想资源之中，但它之所以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还得益于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 春秋战国时代，群雄争霸，各国君主基于其霸业的需要，亟需有知识有才能的辅佐之臣。在这种背景下，君主们在生死存亡的角逐中，常常不拘一格，争相延聘有真才实学之辈。齐桓公接受鲍叔牙的建议，从鲁国迎回小商贩出身，并一度沦为罪吏的管仲，与他竟夕长谈，为其才能所折服，决定拜他为相。齐国在管仲的治理之下，迅速强大起来，跻身于春秋五霸。秦穆公为了秦国的强大也是四处寻访贤才，听说流亡楚国的奴隶百里奚有治国才能，遂以五张羊皮从楚国人手中赎回百里奚，并求教他如何治国理政，最后拜他为相，授以国政，秦国最终成为五霸之一。还有燕昭王筑黄金台礼聘天下贤人，或信陵君礼遇侯生等众多的佳话，广为人们所传诵。显然，礼贤下士和搜寻天下贤才，在当时已成为统治者的一种共识。这一共识包含着这样一种观念，即人才散布于社会之中，而且往往埋没于社会下层，高明的统治者应当善于发现他们，任用他们，谁得到真正的人才谁便强大。取士的观念由此而产生并被广泛接受。取士的观念也由于礼遇贤才的种种佳话而深入到统治观念之中，成为中国历代统治术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的历史自西周以降，几乎在每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