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正文.docVIP

政府职能对王安石变法的影响及启示 思想政治部 历史教育 周新虎 指导老师：余敏娟 关键词：经济变法 政府职能 官吏贪污 民心 前言 王安石是在北宋日益因循守旧弊病百出的历史条件下，由宋神宗支持与领导的，王安石主持的一次自上而下的革新运动。这变革，充其量不过是地主阶级的一次内部的自我调整。所谓自我调整，所到底，其实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问题。在变法中，王安石确实曾将大地主及兼并之家剥削来的一小部分社会财产，转化为官方即国家所有，已救国家财政之急。但是，变法期间解决财政困难的主要手段，或者说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并不是来自大地主兼并势力的剥削所得，而是直接来自农工商。王安石是用各种办法，巧立名目，加剧搜刮下层民众，以解决北宋的财政问题。 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北宋，鉴于历代尤其是唐代的历史经验，当时有见解的官僚知识分子，都认识到作为物质财富创造者的农民，不能无限度的安心从事生产活动搜刮，不能横征暴敛，而应让他们休养生息，有从事生活和生产的基本条件，。王安石同样具有浓重的儒学观念，他也曾主张宽民，爱民，在地方当官时也做出了成绩。因此，在王安石刚被召进京城的时候，士大夫们都很高兴。按理说，推行变法应该一帆风顺，皆大欢喜的，然而事与愿违。原因在那里？在于国家实在缺乏财富了。缺乏到例行的恩赐都拿不出东西来。宋神宗当然十分焦急。王安石起初并不了解国家的状况，当他了解后，吓了一跳，只得应宋神宗之意，解决这个财政空竭的燃眉之急。这是王安石跨出的关键一步，。这一步影响了整个变法。他不是从节省开支着眼，从休养生息，稳妥的发展着手去解决财政问题，而是伸手向下面大量的要钱要物，这就造成了悲剧。当时，一些知识分子看到了这种不正常的状况。有人总结过：“昔王荆公以兴作之说说动先帝，先帝信之患财之不足也，乃散青苗，置市易，敛役钱，变盐法，凡政之可以得民财者无所不用。”[1]（《西台集》卷7.）：“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年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欤?……且常平官钱，常患其少，若尽数收籴，则无借贷，若留充借贷，则所籴几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势不能两立，坏彼成此，所丧愈多，亏官害民，虽悔何逮．”《苏轼文集》卷25《上神宗皇帝书》。于汴京设都市易司，边境和重要城市设市易司或市易务，平价收购市上滞销的货物，并允许商贾贷款或赊货，按规定收取息金。在东京设置市易务，出钱收购滞销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苏东坡的上神宗书熙宁二年(1069年)七月，实施“均输法”，对原先“贡输法”进行改革。宋朝建立后，为保障京师开封的“上供”即朝廷与政府的需求，设“发运使”负责在东南六路采购各类物资并运输至京师，称为“贡输”。贡输法，一是“内外不相知”，发运使既不掌握京师诸仓库的物资储存情况，也不清楚朝廷与政府的具体需求情况；二是“盈亏不以相补”，发运使的工作被动，在丰收物贱之年、便于运输之地不敢多采购，而在歉收物贵之年、运输困难之地又不能少采购，只是“按簿书，促期会”，按照既定的采购清单，如数采购和如期运输。这种僵化的贡输法，常常造成贡输物资与实际需求之间的严重脱节，某些贡输物资远远超过实际需求，积压过剩，只得低价出售，致使“远方有数倍之输，中都有半价之鬻”；而某些贡输物资却又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求，只好再通过市场进行购买，善于投机钻营的富商们就趁机抬高物价，结果“富商大贾因得乘公私之急，以擅轻重敛散之权”，政府反而丧失了对市场的有效调控。 为革除上述弊端，王安石开始推行“均输法” 第一、确立“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供应原则第二、扩大发运司的职权，拨给发运司专项资金，用于采购，赋予“从便变易蓄买”的权力，并增辟官吏。第三、建立京师所需与发运司上供的信息沟通体制，让发运司预先知晓京师库藏状况，根据实际需要合理安排籴买、税敛、上供。 均输法把政府采购和政府商业经营结合在一起，强化了政府对于商品流通和商品交易领域的调控，增加了财政收入，限制了富商大贾的经营空间和对市场的操纵，对稳定经济秩序发挥一定作用。均输法政府持巨资进入商业运营和市场交易，依托行政力量对商业和市场进行干预操控，处于强权强势地位，势必破坏价值规律和市场法则的自调节作用，冲击正常的商品流通和商品交易秩序，削减商品经济发展的纯粹度和自由度，从而最终给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伤害均输法在执行中存在折钱过重、钱米并征和折钱不均三个方面。歉收米贵之际，政府不征米改征钱，如果按丰收米贱地区的粮价折钱，对减轻农民负担是有利的。但有时官府折征的钱数比当地的市场价格都高出不少，就反而加重了农民负担。这是因为均输法同样担负着为朝廷敛财的重任，所以各路官员都恨不得多从手里多征收一点元丰后期甚至还出现了发运司把正常经费的籴本冒充“羡余”献给皇帝的现象 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