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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君子_主体性_与中国的教育变革 “君子”、“主体性”与中国的教育变革 韩德民 一 文化建构的原初动力,来自人的自下而上的本能需要,而一旦形成之后,它的内涵却 不再限于生存的必须。为了对理想中的意义目标的追求,特定个体甚至有可能主动地选 择牺牲自我的生存本身,所谓“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 也”(《孟子·告子上》)。在这样的意义上,马克思说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动物和它的生 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人则使自己的生 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也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是对象”①。 我们常说人为万物之灵,说人具有超生物族类的主体性,说人本质上是自由的存在,等等, 都是要强调个体这种超越自然本能、超越单纯物质功利驱动的文化属性。与人类生存的 此种属性相应,作为文化传承的手???,教育不仅应该有确定的功利导向,而且应该有超越 性的非功利导向,应该是功利导向与非功利导向的统一,而且在这种统一中,非功利属性 应该居于核心或说主导地位。功利导向表现在个体方面,就是通过教育获得专门性的生 存技能;表现在社会方面,就是通过教育造就各式各样的专门人才。超功利导向表现在个 体方面,指行为习惯、品德修养、人格境界等生命伦理观念的建立;表现在社会方面,指人 类文化的持有、更新、提高等历史担待。这种历史担待和当下具体的实践任务没有直接关 联,其实现需要相关个体超越性的精神自觉。按儒家学派的立场,相对其他社会阶层,士 大夫阶层理应更自觉地承担起这种超越性的社会关怀责任,所以曾子告诫说:“士不可以 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符合儒 家理想要求的“士”,就是所谓“君子”,儒家教育的目标就是要培养“君子”。“君子”人格的 重要特征之一,在于对工具化生存方式的超越和对人的总体文化属性的自觉,用孔子的话 说就是“君子不器”(《论语·为政》)。 从现实的角度说,每个人都不能不受制于特定的社会利益关系,从而扮演某种意义上 的工具性角色;但就理想言之,就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存意志的内在要求言之,人应该作为 目的本身而非任何其他利益要求的手段存在。近现代西方哲学对人的这种主体性地位有 非常充分的阐发。儒家教育目标指向的,首先是人的这种理想状态,其所关注的,是教育 179“君子”、“主体性”与中国的教育变革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6页。对于受教育者人格主体塑造所可能发挥的影响,所以儒家总是非常强调教育活动的非功 利属性。孔子首倡“学”之“为己”与“为人”之辨(《论语·宪问》),其用心即在于此。荀子就 此进一步发挥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 为禽犊。”(《荀子·劝学》)“为己”意味着无论“教”还是“学”,其所指向的,都首先是作为主 体的人的存在本身,是人自身的人格修养和气质境界。 “为己”之学的理念在《大学》中得到了更系统化的演绎。“三纲领”第一条即“明明 德”,所谓“明德”,也可以叫做“良知”,翻译成现代学术语言,即主体的价值评判能力。传 统教育思想对于这种“良知”的建立,始终给予特别的关注,强调其在教育操作中的优先地 位。孟子说:“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孟子·告子上》)陆象山称:“古人教 人,不过存心、养心、求放心。”(《象山全书·与舒西美》)称之为“大者”,因为它是为人的根 本,要“先立乎其大者”,是因为这种意义上的“主体性”①的建立,既是教育活动的最终目 标指向,也是保证教育活动文化属性或说人文属性的关键。 儒家教育观念的问题在于,受中国文化的实用理性品格制约,其对受教育者主体性地 位的关注,集中于道德心理意志的塑造层面,而没有能够使之与认知理性或说科学理性相 结合。没有这种结合,则就内在心理层面说,个体作为道德主体的反思批判能力不够,容 易被外在习惯或权威观念所俘虏,从而实际上丧失自己的主体性地位;就外在社会层面 说,没能促成有效保障个体主体地位的制度性架构的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所谓个体的主体 地位往往只能依托个体心理意志,一旦遭遇外在压力,作为依托的个体心理意志往往陷入 或者屈服、或者毁灭的两难。也是由于儒家教育观念的这种局限性,秦汉以后的传统教 育,尽管承续了儒家经典教育的形式,却在实际上日益丧失其内在的主体性取向。新中国 成立以后,教育体制主要借鉴前苏联,与高度集权的社会管理模式相适应,教育着力塑造 或训练的,主要是受教育者被动适应的品质与能力。秦汉以后专制社会的奴化教育,表现 在社会体制层面,强调的是工具性取向;表现在个体心理意识层面,关注的是功利性取向。 这种工具性和功利性取向,对新中国教育的渗透作用都不容忽视。所谓专才教育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