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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高启乐府诗特色及影响 摘 要：高启的乐府诗，题材广泛、艺术特色鲜明。个人精神世界、女性情感体验、百姓日常生活等各方面内容无不入诗。在创作中高启善于化用唐人诗句、塑造鲜明人物形象，语言整体上呈现出典雅平正的特点。在创作理念上，高启提倡应格、意、趣并重而呈现出不同于杨维祯、刘基的独特之处。同时，在对明代复古创作的纵向梳理中，窥见出高启乐府诗对于后世乐府创作的榜样意义及深远影响。 关键词：高启；乐府诗；特色；影响 高启的乐府诗题材广泛，思妇闺怨、战争徭役、言志抒怀、闲情奇趣无不涉猎。但统观其全部乐府创作，对于个人精神世界的描写、女性情感世界的关注以及百姓平凡生活的描写成为其创作主题中突出的三个部分。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其对于个人精神世界的书写。有对于人世沧桑、繁华易逝的感叹，有不慕富贵、恬淡自处的态度，也有怀才不遇、知己难求的无奈。相比于历代文人都有同感的知己难求、怀才不遇，更值得一提的是高启对于人世沧桑的强烈体验，以及由此产生的退而自守的处世态度，体现了那个时代对于诗人创作的影响。 高启生活在元末明初战乱频繁的年代，动荡的社会环境使高启产生了，福祸难料，人世沧桑的感叹。从而坚定了他淡泊自守的处世态度。据《青邱诗集注·高启年谱》记载：“至正二十三年（夏主明玉珍天统元年，吴王张士诚元年，1363年）七月汉主（陈）友谅围洪都，明祖帅诸将讨之，大战于潘阳湖，友谅败死，子理立。”同是至正二十三年，有人称王而立，有人战败而亡。因为汉主陈友谅的死，带来的不仅是各种割据势力的重新排序，更有一朝臣子荣辱沉浮的命运转折。虽然高启长期隐居于青丘，但从至正十二年（1352）高启十七岁起，到至正二十八年（洪武元年，1368）高启三十三岁止，一直发生在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湖北等省的战争必然会对生活在江苏苏州的高启造成影响，同时将这种影响反映在高启的诗歌创作之中。如《行路难三首·其一》“君不见盘中鲤，暂失风涛登俎几。君不见枝上蜩，才出粪壤凌云霄。推移变化讵可测，勿谓明日同今朝。”昨日还是鲤鱼有水，左右逢源，也许今天就命丧俎几，成了盘中美味。刚刚脱茧的蜩虫，转眼间就飞上高枝，变得不可一世。人世间的变化就像昨日今朝的鲤鱼，或者是朝夕间的蜩虫，祸福不定，变化难测。“杯酒朝欢，矛刃夕加。恩仇反覆间，楚汉生一家，钩弋死云阳。”（《行路难·其二》）朝野上的变数，人际间的恩仇也在朝夕反覆之间，难以预料。生生死死犹如一场游戏，只一线之隔。这种瞬息间的变化在元末战争动荡的背景下变得可能。目睹种种命运沉浮，高启产生了人世艰难的感叹，看到了权力富贵背后的险恶，高启更加坚定了淡泊隐居的自处原则。高启的乐府诗体现了诗人对于时代的独特感受，表达了诗人对于世事的独特体会和理解。 在艺术特色上，高启善于化用唐人诗句，塑造鲜明形象，语言整体呈现出典雅平正的特点。高启的乐府诗中，有大量诗句源于对唐人诗句的巧妙化用。称其为巧妙一则是因为，化用后的诗句无论在文意，还是风格上都与高启所作之题，相当契合，毫无牵强之感；二是高启的化用是领会了唐诗原句精神后的模仿，而并非拘泥于字句的照搬。如《蓟门行》：行行光禄塞，望望单于台。天寒水草尽，万里孤军来。中国多荒土，穷边何用开。其中“中国多荒土，穷边何用开”来源于杜甫《前出塞》的“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中国”两句在高启的《蓟门行》中起到了卒章显志的作用。前四句或写景或叙事，为最后的题旨句渲染出苍茫的氛围。高启对于战争目的的质疑被置于广大的时空背景中，而具有了一种历史之叹的宏大意境。高启《蓟门行》的最后两句与杜诗在精神内涵上有异曲同工之妙，用于自己的创作之中，又恰到好处。同时，高启的乐府诗也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的人物形象。称其为鲜明，不仅仅是有贴切洗练的外貌形象描写，更重要的是，人物的性格特征，心理状态得到了生动的体现。人物的整体感跃然而出，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写少女则情窦初开、娇美羞怯，写少年则风华正茂、豪气干云，写思妇则哀婉幽怨、情深意切，写老者则历尽沧桑、感慨万千。如《江南思》中，作者采用代言体的形式以“妾”为主语，塑造了一个容貌娇美、情窦初开的少女形象。一句“貌岂惭明镜”虽然没有焦仲卿妻“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的细致描写，但从照过世间绝美之物的明镜也自叹不如这一侧面入手，写出少女姣好的容貌，可谓是传神之笔。继而一幅少女独唱采莲之曲，轻摇小舟，荡于荷塘之上的画面展现在读者眼前。一个无忧快乐的少女跃出纸面，使读者如见其人。偶遇贵游郎时，一句“花浅不堪藏”道出了少女惊喜又羞怯的可爱情态。整首诗生动的刻画出了一个美丽活泼、情窦初开的少女形象，真切的传递出少男少女间悸动、害羞的可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