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利高里形象的矛盾性.docVIP

葛利高里形象的矛盾性 一、葛利高里形象矛盾性的发展的过程 葛利高里是肖洛霍夫的史诗巨著《静静的顿河》的中心主人公，他的性格的矛盾性是在急剧动荡的年代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斗争中形成并逐步加深的。他的矛盾性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在其性格形成发展中是贯彻始终的。首先它表现在葛利高里对真理的追求和对社会变革的态度上，葛利高里抱着尽军人天职的思想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到底为什么打仗？他却不明白。与贾兰沙的相识，在他思想上引起了深刻的变化。贾兰沙对沙皇政府的揭露，对革命思想的宣传使葛利高里“思想觉醒了”，用他的话说“是个有仇恨的人啦”，他在皇亲贵族视察医院时所表现的大不恭就是明证。然而获得乔治勋章后，受到家人和同村人的谄媚和尊敬，“渐渐地把贾兰沙在他心中种下的真理的种子给毁灭掉”。再回到前线去的时候，就变成了另一个人，那种“培养了一生的哥萨克气质又战胜了伟大的人类真理”。虽然他得到了一大串的十字勋章，但是“他再也不能象从前那样欢笑了。然而正直善良的天性又没有完全泯灭，这就加深了他性格的矛盾性，这一矛盾性随着斗争的深入愈来愈尖锐，以至最终导致了他的悲剧结局。 十月革命的爆发，使葛利高里转向布尔什维克，但是哥萨克军官伊兹瓦林关于“顿河自治”的思想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哥萨克的偏见有所抬头，相信哥萨克应该建立自己的政权、制度。这时他又遇到彼得捷尔柯夫，革命思想的影响使他懂得了必须建立人民政权才能消灭剥削、压迫，消灭战争。在“经过短短的动摇以后，从前的真理又在他心里占了上风”，葛利高里在战斗中作战英勇，并担任了指挥。此时革命的真理在他心中仅仅是占上风，但并没有扎下根来，当波得捷尔柯夫不经审判枪杀俘虏时，开始怀疑自己所走的是不是那条应走的路。从表面上看，似乎是由于红军的“不仁道”使他对布尔什维克失掉了信任，实际上是伊兹瓦林的思想抬头，也就是说是他的哥萨克的偏见又占了上风，葛利高里思想的反复是他性格的两面性决定的，是其性格在尖锐激烈的斗争年代的反映。 哥萨克的暴动加深了葛利高里的矛盾，虽然最初他是被风暴卷进去的，是不自觉参加暴动的，但他的哥萨克偏见最终战胜了真理，他把战争的罪过全部推到布尔什维克身上，认为苏维埃政权“是庄稼佬的政权，是来抢夺哥萨克的土地和利益”。于是“葛利高里渐渐地憎恨起布尔什维克了”，他决心不妥协地“要和他们斗争，把用哥萨克的血浇灌过的，顿河沿岸的肥沃的土地拼命地从他们脚底下夺回来”。尤其他的哥哥彼得罗的死更加深了他对布尔什维克、对红军的仇恨。为了给哥哥报仇，竟一反常态下令杀俘虏。葛利高里作战凶狠，被任命为顿河叛军师长；但是他的内心是复杂的，一方面他以自己能指挥这么多人而自豪，感到一种虚荣的愉快，另一方面心里“又有着一种战战兢兢的心情和酸涩的痛苦的滋味沉重地翻滚着”，不知道自己率领着这些人去反对什么人，也不知道谁是对的。这一切都说明葛利高里内心充满着矛盾，他自以为“他的道路很清楚了”，实际上在反人民反革命的道路上愈陷愈深：一方面认为自己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另一方面又敏感地觉得自己所走的是一条滑向深渊的路；一方面他在战场上疯狂地杀人，帮助叛军制定作战计划，指挥有方，每战必捷，另一方面又陷入内心的矛盾痛苦不能自拔，为了摆脱痛苦，他不断地找寻刺激，找女人，寻欢乐以求解脱，但这不仅不能够解脱，反而使他陷入更深的痛苦之中。生活对于他来说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他向妻子诉说内心的痛苦：“在整个生活都变成一片漆黑的时候，哪儿还有什么良心可说……你杀人……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我心里一直很难过，难过，血都要流干啦……生活的道路不对头，也许我就是造成这种情况的罪人”。葛利高里内心的痛苦是其矛盾性造成的，是他性格的两面性所造成的矛盾性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的深化和不能统一调和的结果，他的偏见使他选择了一条与人民为敌的道路，他内心的良知又使他感到自己走错了路，而正是这一矛盾使葛利高里这一形象变得更加深刻，更具有典型性。 葛利高里身上有着对真理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然而他所理解的真理不是革命的真理，而是所谓“哥萨克的真理”，他所向往的美好生活也是远离阶级斗争的宗法农民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这就使他既不愿与红军为伍，在白军中又感到自己是个异己者，在国内战争的最后阶段白军败局已定的情况下，他虽然“模模糊糊地想着是不是能使哥萨克讲和”，然而“他的本心也是不能和他们讲和的，但是他再也不愿意保护那些精神和他格格不入的，对他又非常仇视的人”。葛利高里幻想的是走一条脱离阶级斗争的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是现实所不允许的，是不可能实现的。这表明葛利高里追求的空幻性，这种不可能实现的第三条道路是他企图解脱自身的矛盾而实际只会加深矛盾的道路，对这第三条道路的追求最终使他走向毁灭。 在对待爱情、婚姻问题上也明显地表现出葛利高里性格的矛盾性，他敢于同哥萨克传统挑战，公开自己与阿克西妮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