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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补偿理论研究进展综述 徐永田 （中国矿业大学XXXXX学院，000001） 摘要：生态补偿作为现阶段国内外研究的新课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去摸索和总结。本文是关于生态补偿理论研究进展的文献综述。现阶段生态补偿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是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和补偿机制的建立，包括基础理论方面、可操作性方面和法理及制度方面。 关键词：生态补偿 补偿额度 补偿手段 理论综述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与完善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利益主体不同、影响复杂、涉及面广，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要研究课题。生态补偿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A.C.庇古等对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之间差异的分析并首倡给具有正外部性的活动以补贴［1］，以及随后出现的福利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对公共物品的研究。但只是在近20年才逐渐大量地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生态效益补偿问题的进行研究，特别是1992年里约环发大会以来，随着对生态补偿的制度需求的增加，在实践中自发形成的补偿个案的大量涌现，生态补偿问题已经成为多个学科共同探讨的问题[2-3］。人们从不同学科和不同角度对生态补偿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 一、 国外生态补偿的理论与实践 生态补偿概念的提出、应用和发展，是多学科共同研究如何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产物。国际上对生态补偿的研究范围主要包括：生态或环境服务付费；以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为基础，通过经济手段，调整保护者与受益者在环境与生态方面的经济利益关系；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评估、外部性理论和公共物品理论等。 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增长，人类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大大削弱了自然环境系统对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支持能力。早在18世纪到19世纪初，威廉·配第就已经认识到劳动创造财富的能力要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马尔萨斯(Malthus，1798)提出了“绝对稀缺论”[4]，李嘉图 (Ricardo，1817)强调技术进步的作用，提出了不同于马尔萨斯的“相对稀缺论”[5]；穆勒 (Mill，1871)则将稀缺的概念延伸到更为广义的环境，提出了建立“静态经济”的概念[6]。到196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学家E·鲍尔丁发表了《宇宙飞船经济观》，罗马俱乐部梅多斯等人1972年发表了《增长的极限》[7]，首次在全球尺度上研究了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条件。1980年代关注的重点从耗竭性资源拓展到可再生资源和环境容量方面，DeSerpa等人则认为环境与生态破坏具有长期性，会损害后代人的利益，要维护后代人的利益，必须靠国家干预[8]。人们逐渐认识到生态系统及其服务的可持续性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决定性约束因素。 随着生态环境问题成为研究热点，很多学者开始运用现代经济理论与经济学分析方法对环境问题进行重新思考，1977年，Westmaan最早提出“自然的服务(natures services)”的概念及其价值评估问题[9]。随后，多数发达国家和国际机构(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和欧共体等)都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在资源环境的价值体系和评价方法上取得了许多重大突破。特别是通过Pearce等[10-12]、Mc-Neely等[13]、Turner [14]、Gairns[15]等分别对生态服务功能进行了分类，不仅系统地阐述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内容与评价方法，同时还分析了不同地区森林、湿地、海岸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价的近20个实例，促进了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及其价值评估方法的发展，奠定了自然资本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分类理论研究的基础。在1997年，Daily主编出版了《自然的服务——社会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依赖》[16]，Constanza等 (1997)发表了著名的《世界生态系统服务与自然资本的价值》一文[17]，标志着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评估研究成为生态学和生态经济学研究的热点和前沿。随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国际机构先后制定了有关生物多样性价值划分和环境资产的经济价值分类的推荐标准，生态系统服务与自然资本经济价值的定量评估理论和方法研究基本成熟。同时，针对传统经济理论片面强调GNP作为衡量社会发展与进步指标，而忽略了GNP增长所付出的环境代价的弊端，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一直在研究衡量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的指标和核算体系[18]，挪威 1978年就开始了资源环境的核算，随后，芬兰、加拿大、德国、墨西哥等许多国家也较早建立起了自然资源核算框架体系，1995年，世界银行首次公布了用“扩展的财富”指标作为衡量全球或区域发展的新指标[19]，“扩展的财富”概念中包含了“自然资本”、“生产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四大要素。“自然资本”成为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1997年，Daily在《自然的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