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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周边战略角度的审视 发表于《世界知识》2011年第3期 给东北亚一个暖源 从中国周边战略角度的审视 冯维江 刚刚过去的2010年，是近十年来朝鲜半岛局势最为危急的一年。采用何种办法才能缓和半岛紧张局面、避免形势失控乃至陷入战争,国际社会及相关国家都在苦苦寻觅。 自朝核问题凸显以来，为缓和该地区的紧张局面，中国政府积极斡旋、做了大量工作，国际社会以及其他有关方面也在努力，但最终也未能阻止半岛双方矛盾冲突的激化和升级。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主要是问题本身的复杂性所致，但另一方面，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战术层面的艰苦努力无法弥补战略层面的缺陷或不足的基本事实。 就朝鲜半岛局势而言，眼下的任务是让双方消除战意（目前已有所缓和），但鉴于战争绝非各主要关切方的利益所在，更加艰巨的任务是在战争威胁稍歇之后，如何避免该地区新冷战局面的出现和长期延续。对于中国来说，这项任务尤其需要我们有一个切实有效的周边战略。可以说，中国的周边战略尤其是东北亚区域合作战略如果制定实施得当，可以形成中长期抵抗该地区局势寒冷化的重要暖源，为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做出新的贡献。 中国周边战略的演进：经历若干类型 要明白向何处去，首先应知晓从何处来。只有厘清了中国外交策略尤其是周边战略发展至今的演变逻辑，才能清楚其曾经的作用与当下的局限，从而对未来的选择做出正确的判断。通俗地说，新中国建立以来，外交策略和周边战略先后历经了一边倒、输出去、缩回来等若干类型，目前正面临再次走出去的需求和挑战。 一边倒、输出去、缩回来 建国前夕，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出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即在国际和外交上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尽管学术界关于一边倒政策的原因不无争议，但是，中国承认苏联老大哥的地位，在对外关系上征询苏共意见，贸易上首先与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做生意，只有多余的产品才卖给西方国家，而苏联则为中国提供安全、经济、科学技术和城市管理等全方面的支援及帮助，这些一边倒政策对应的实质内容或客观后果却是不争的事实。上述事实反映出当时中国只有一边没有周边的状态。即便有周边之说，也是中国为苏联的周边。 中苏关系破裂之后，部分是为了抵消苏联的影响并在与苏联的竞争中胜出，中国的外交政策转向扩大与第三世界的联系和在第三世界推动革命。文革前期，输出革命现象比较明显，一些国家受到中国试图把革命输出去而产生的压力。这种输出去的策略反映了中国试图建构周边的努力。然而，无论就中国当时的实力还是国际形势来判断，这种试图都是不切合实际的，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局面没有出现。 向第三世界输出革命的失败以及中苏边境冲突等严峻事件的出现，让中国下定决心开始更积极务实地从事外交活动，包括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与美国改善关系等。文革结束后，中国外交逐渐走向树立独立自主形象的阶段。正如1982年8月底外交部长黄华对联合国秘书长所言：中国不会依附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中国不会打美国牌去对付苏联，也不会打苏联牌来对付美国，也决不允许任何人玩中国牌。与此同时，中国的周边战略也有所调整，开始与周边国家建立更全面的关系，而不是以意识形态为界去支持这些国家中的反政府派。 自律型的周边战略 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对外宣示并执行一种自律型的周边战略。这一战略是基于对以往输出型的革命外交的深刻反思之上而形成，其核心是中国不会成为周边安全的威胁，不谋求在周边地区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鉴于与中国相关的激进力量曾经是周边不稳的重要来源，因此，中国主动把力量缩回来的自律型周边战略的长期宣示和执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不仅化解了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大部分疑虑（如果不是敌意的话），也为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安全环境。也许最值得称道的是，东南亚国家联盟，这个最初针对中国、旨在防止共产主义扩张的组织，其成员国们却最终成为与中国经贸合作程度最深、速度最快、成果也最大的区域伙伴。 党的十六大报告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周边外交作出了高度的概括和总结，指出我们将继续加强睦邻友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加强区域合作，把同周边国家的交流和合作推向新水平。十七大报告同样强调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并将其明确为周边外交的方针。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长期实行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及与周边国家广泛而大量的经贸投资联系，已经让中国的自律型承诺具备极高的可信度。然而问题是，鉴于中国并非地区安全威胁的来源，在此前提下，仅仅是中国不断重申其行为的自律性，并不能使周边时而出现的安全危局得以化解或安全稳定性进一步提升。换言之，地区的安全威胁并不在中国方面，假如仍然认为中国的自律就足以表达善意和带来稳定，那么结果很可能是，面对周边存在的真实或突发不稳定因素，我们往往因缺乏战略准备而左支右绌。 大周边战略，应该大在哪儿 进入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中国需要大周边战略，也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