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嘉时期的社会变化与经世主张.docVIP

乾嘉时期的社会变化与经世主张 黄爱平 --------------------------------------------------------------------------------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是中国封建社会孕育着转变并面临着选择的重要历史时期。清朝统治的由盛而衰，新的经济因素萌芽的出现，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东来，使得传统的中国社会在陷入历代封建政权盛极而衰的怪圈的同时，又面临着许多新的矛盾和新的问题。这种盛衰转换，新旧交替，中外冲突所带来的各种变化，不仅波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而且在号称朝廷大政的河工、漕运、盐政、铜政、人口等重要经济领域，也有或多或少的反映。许多为政一方的封疆大吏和掌管有关事务的朝廷官员，以及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正是面对这些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现实问题，相继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和经世主张。 一、河工 黄河的治理，始终是清廷首要大政之一。清代初年，承明末弊政之后，河道年久失修，黄水连年泛滥，仅顺治至康熙十六年1677的三十余年间，黄河大的决口即达八十余次，以至河南、苏北一带深受其害。康熙曾把河务视为首要解决的三件大事之一，“书而悬之宫中柱上”。康熙十六年，清廷在平定“三藩”的战争中占据优势之后，始下决心治理黄河，任命靳辅为河督，主持治河工作。靳辅任用卓越的水利专家陈潢，全力堵塞黄河决口，大规模修筑、加固堤坝，使多年漫溢的黄河、淮河复归故道，安澜入海。同时，在黄河北岸开凿中河工程，使运河漕船得以避开黄河一百数十里之险，大大提高了运输效率。自此而后，黄河安澜数十年，直至乾隆中期，虽有决口，但大多随决随堵，尚未造成太大的灾害。然而，乾隆四十三年1778以后，黄河漫决次数增多，决口长期不能堵塞，河患再次严重起来。对此，不少主持治河工作或关心河务的地方督抚和朝廷官员，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治河主张。 其一，疏浚河身，培筑堤坝。黄河常年泛滥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黄水挟沙，奔腾东流，一遇地势平衍之处，即水缓沙停，造成中下游河床淤积，河身垫高。而河身越高，水流越缓，淤沙愈积。二者互为因果，恶性循环，使得河患日趋严重。所谓“黄河斗水沙七，所过之处，无不淤垫”[1]。因此，传统治河之策，十分强调疏浚河身，培筑堤坝，以期“束水攻沙”，使河流通畅，安澜入海。乾嘉时期同样如此。乾隆二十一年1756，大学士陈世倌上《筹河工全局利病书》，即以浚治河身为御灾急务之一，认为“黄河携沙而来，奔腾浩瀚，一往莫御，故坚筑堤岸，使水循堤直下，则势猛而沙随水去”，今“清口以上至徐州黄河数百余里河底高于内地丈许，皆成老淤，水势不能冲刷，自非大加疏浚之工不可”。否则，“大溜不能归中，河流不能迅捷，沙停河饱，为害滋深”[2]。针对疏浚河道所面临的实际困难，如“浮沙、途泥、滩河、浅水，一望弥漫，欲事畚锸，何所措手。少为开掘，水即随之，捞泥水中，焉能深广”[3]，其治河工具若杏叶扒、铁扫帚、混江龙等又不尽合用等问题，陈世倌提出，“请铸大铁轴一具，约长六尺，上铸铁齿，长三寸而锐其角，一周凡三齿，共列五周，两端贯以铁锁，务使直沉至底。用船一只，夫四名，首横木梁，将铁锁分系木梁之上，用夫牵挽而行，沿路滚翻，每十船为一排，每十里置船一排”，“每日往回三次，十日当可深一寸，积一月计之，当可深二三寸，一年计之，可深二三尺矣”[4]。嘉庆四年1799，时任河东河道总督吴＠①覆奏黄河治淤情形，所言治河之策，仍“不外疏浚、堤防两事。疏浚以畅其流，堤防以束其力”。“是束水攻沙，诚为千古不易之论。以水攻沙，则必以堤束水。固知日渐培堤，计非尽善，而舍此更无束水之方”[5]。 其二，蓄清敌黄，疏通海口。海口即黄、淮入海处，位于江苏北部云梯关附近。由于其属黄、淮交汇之最下游，黄河所携大量泥沙，往往淤积于此，致使海口垫高，河流入海不畅，泛滥成灾。故需藉淮河及洪泽湖之清水，并力刷沙，以使海口通畅，安澜入海。而蓄清敌黄之关键，则在清口。清口系淮河注入洪泽湖后与黄河交汇之口，与运河之口相距亦不甚远。淮河及洪泽湖之水能否从清口畅出，直接关系到黄河、运河以及海口通畅与否的大问题。乾隆二十九年1764，河臣高晋主张于云梯关外“旧堤上首作斜长子堰，约漫滩水，汇正河入海”，以使“尾闾宽阔，于就下之势益畅”[6]。乾隆四十一年1776，因“海口逾远，近年黄水倒灌，致通湖引河淤垫，清水不能畅出。清江、淮安一带，运道停沙，清口以外，黄河两腮垫高”，河臣高晋、萨载奉谕查勘清口、海口情形，认为“惟有浚清口以内通湖引河停淤，使清水畅出，与黄河汇流东注，并力刷沙，则黄河不浚自深，海口不疏自治”。为此，二人特别提出：“于陶庄迤上积土之北，开引河一道，使黄水绕北下注，清水畅行，至周家庄会黄东注，不独可免倒灌，而二渎并流，攻刷黄河两腮浮淤及海口积沙，均可渐次刷深。下游深通，则黄河上游可免停淤”[7]。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