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国民政府的“抢救学人计划”（民国史）.docVIP

试论国民政府的“抢救学人计划” 1948年冬，中国共产党相继发起辽沈、淮海战役（国民党称徐蚌会战），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大半主力都被人民解放军歼灭或改编，平津的解放只在旦夕之际。国民政府教育部先是准备效仿抗战时期，要求平津各国立院校集体南迁，但遭到各院校师生的普遍拒绝；此后，国民政府又制定了“抢救学人计划”，在人民解放军包围北平的情况下，冒险派专机飞往北平接运平津知名教授、文化界重要人士及其眷属。具体负责“抢救学人计划”的傅斯年、陈雪屏等还列出了一份需要“抢救”的名单：（一）各院校馆所行政负责人，如梅、李、袁、陈、胡、郑、贺、霍、褚、沈、汤、冯、舲、饶等。（二）因政治关系必离者，如朱、雷、刘、毛、梅、齐等。（三）中央研究院院士，如景钺、通夫、大绂、宗恩、宝騄等。（四）在学术上有贡献并自愿南来者，如今甫、莘田、廉澄、思亮、祖圣、三强、济慈、政烺、从文、廷祥、循正等，请会同分配列为数批，连眷属。 但是一些研究往往给我们造成这样的印象：国民政府的“抢救学人计划”是用来装点台湾门面的；那些从北平被抢救出来的学者、教授等则是一味被动地听从国民政府的安排，听从他们的指挥；所谓“抢救学人计划”仅仅局限于1948年底南京国民政府派专机接运北平的学人。事实上，如果我们用更开阔的视野考察“抢救学人计划”的具体运作以及其最终结果的话，会发现有些研究或论述是不全面、不客观的，国民政府的整个计划应该包括国民党、国民政府方面要求学人撤离大陆的所有行动、言语等，这点也是需要我们首先明确的。在本文中，笔者不是要探究整个“抢救学人计划”始末状况，而是想从中选出几个例子来说明“抢救学人计划”，从计划的提出者和具体负责者到被“抢救”者，对于这个计划，各方面应都是有自己不同考虑的。下面笔者主要从国民党方面与胡适、陈寅恪等被“抢救”者二例为证。 一 在“抢救学人计划”提出之前，南京国民政府曾提出平津各国立院校南迁的计划，准备仿照抗战时期，将平津的国立院校举校南迁至“安全地带”。但这一不切实际的计划遭到平津院校师生的普遍拒绝，国民政府方面不得不另寻他路，这就是“抢救学人计划”。这一计划并没有确切的起讫日期，大概是从1948年11月底开始的，而其结束日期更是不具体，因为直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之后，蒋介石都还在“抢救”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 从国民党角度来说，只要这些知名学者、教授不留在大陆，不被他们的敌人中国共产党利用，至于这些被“抢救”出来的学人是去台湾，还是去香港，去美国，他们是不会太强求的。 1948年11月底，朱家骅在南京鸡鸣寺一号中研院总办事处连续召开“中央研究院在京人员谈话会”，在南京的七个研究所的负责人姜立夫、陈省身、张钰哲、俞建章、罗宗洛、赵九章、陶孟和、傅斯年等与会。最后商定了以下几项紧急措施： 一是立即停止南京九华山中研院的数学、化学和物理三个研究所的基建工程，将装修房屋的木料改钉木箱以备搬迁之需；二是各所尽快征询同人意见，眷属可自行疏散，或于十日内迁往上海，可能出国者尽量襄助其成；三是南京地区文物、图书、仪器、文卷先集中上海，由安全小组封存，再伺机南运。 上述引文中加着重号的内容显示被“抢救”的学人是可以不去台湾的。此外，还有两个例子可引以为证明。其一是蒋介石“抢救”张伯苓，其二是对陈寅恪的“抢救”。 1948年国民党政府改组，原考试院院长戴季陶辞职后，张伯苓曾短暂担任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在此期间，他感到国民党“无官不贪，无吏不污”，于是愤然回到天津，后又辗转避居到重庆沙坪坝津南村的南开中学的老寓所，并把夫人和儿媳也接了过去。尽管南京政府仍屡次发电催请他返回南京，但都被张拒绝。 1949年10月份新中国宣告成立，这时的张伯苓也避居在重庆沙坪坝津南村。蒋介石逃到重庆后，曾两次亲到沙坪坝津南村，催请张伯苓回任。但张以年老多病为由，请辞考试院院长职务。对此，蒋介石不准辞职，并要求张离开重庆，“去台湾或去美国，可自己选择。乘飞机如有顾虑，可在机舱设卧铺，夫人和儿媳都可随行；飞台飞美听便，至于住处和生活，自有妥善安置，先生始终不应。后来蒋氏又派蒋经国和张群先后来过三次劝行，先生仍然是婉言谢绝。” 陈寅恪是在1948年12月15日与胡适一起乘机抵达南京的，但只在南京住一晚，第二天便到达上海，此后又经由上海到达广州，赴岭南大学任教，在那里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二十年。 1949年1月陈寅恪一家搬进了岭南大学。时任国民党教育部部长的杭立武曾多次派人劝说陈序经动员陈寅恪离开大陆，陈序经一直没有答允。最后，杭立武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力劝二陈先到香港去看看情形，甚至还对陈序经说只要陈寅恪答应去香港，他马上给陈寅恪10万港币及新洋房，但还是被陈序经拒绝。“文 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