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社会稳定风险与评估1试题.ppt

社会矛盾逐步扩大演变为群体性事件的逻辑 ①责任下移，基层面临“维稳悖论”。从社会矛盾的发生地看，突发事件确实多发生在基层，“基层维稳”的政策取向似乎有道理；但从引发矛盾的根源来看，“基层维稳”又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导致当前群体性事件的基层社会矛盾，其主体不是人际矛盾，而是部分民众与上级政策、某些强势管理部门、强势企事业单位以及在位领导决策的冲突，主要包括拆迁纠纷、社会保障待遇、劳资纠纷等，这些多是由于政府决策部门在决策的过程中缺乏利益协调，政策的出台导致部分群体的利益严重受损或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失衡。这就是基层面临的“维稳悖论”：一方面，突发事件确实多发生在基层；但另一方面，引起突发事件的根源又不在基层。在“维稳”政策的压力下，责任层层下移，最终被分解到基层，要求基层把矛盾“控制在萌芽状态”。但是，“基层维稳”命题是否真的成立？是否真的可行？ ②考核倒逼，化解矛盾异化为“稳控”。由于近些年利益分配一直未得到改善，社会关系持续紧张，再加上国家重大活动频繁，导致“维稳”压力不断增大。上级政府通过严格的绩效考核，如重大群体性事件“一票否决制”、信访排名等“倒逼”方式，将“维稳”压力层层分解，直到基层。但是，由于基层并不是政策的制定者，也不是拆迁等社会矛盾的制造者，无法从根本上化解矛盾。因此，基层所承担的化解矛盾的职能大部分被异化为“稳控”，只求控制，无力疏解。 动态模型（续） 在这个一般性动态模型中，群体性突发事件只是社会风险动态演进到公共危机这一过程中的触发事件。触发有两种方式：一种表现为有直接利益诉求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风险到公共危机的长期动态演进过程是清晰可见的；一种表现为无直接利益诉求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风险到公共危机的动态演进过程是隐藏的，通常以变形的方式显现出来。正如孙立平等指出的那样，无直接利益冲突并不是没有冲突，而是“集团对集团”的冲突，因为在两个权利个体之间的对抗中，围观者会自动按照自己的身份、地位和利益进行分化、站队。 因此，无直接利益冲突和有直接利益冲突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源于贫富、阶层、城乡、地区等结构性差异，只是表现方式略有不同而已。 [类、实体与阶级分析] 提纲 一、“一案三制”的应急体系 二、风险灾害危机“连续统” 三、全灾种全过程应对体系 四、转型期社会风险分析 五、群体性事件与新时期群众工作 群体性事件的根源在社会风险 社会目标单一 社会结构失衡 社会关系失调 社会矛盾增生 社会目标单一 党政机关企业化 党委书记董事长化 行政首长总经理化 政府运作过程中的“越位”、“缺位”和“错位” 某些地区和部门“官商不分”、“官商合谋” 效率排斥了公平，精英私欲侵占了民众利益 （经济学-效率，政治学-平等，法律学-公正，社会学-和谐） 社会结构失衡 比例结构失当 ——城乡、地区、部门之间发展的严重不平衡，经济与社会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一产仅占12%，而农村人口仍占一半左右），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不平衡，以及各种比例结构（如人口）失当 要素组合失序 ——劳资矛盾、征地拆迁、执法纠纷一直是群体性事件爆发的“由头”，这实际上反映了企业员工与老板高管之间、居民与开发商之间、老百姓与执法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冲突（西方天然形成的三角结构，我国由直线结构转变而来的三角结构） 三方关系图（以劳资关系为例） 社会关系失调 结构的失衡直接导致关系的失调 ——贫富关系 ——劳资关系 ——官民关系 ——警民关系 ——民众与精英关系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革命原教旨主义） 社会矛盾增生：精英肆意妄为 中国社会的转型，可以视为一个将政治激情转化为利益追求的过程，但利益一旦失去制衡，私欲将如洪水猛兽 “猫论”提出的历史背景及其负面影响 默顿的“目的-手段分析”框架 竞争获胜者已“肆意妄为、无所顾忌”（商业腐败→执法腐败→学术腐败→司法腐败→立法腐败[？]） 社会矛盾增生：底层嫉妒怨恨 如前所述，中国社会的转型是将政治激情转化为利益追求的过程，但是利益并未彻底驯服破坏性的激情。从改革初期的嫉妒成风到目前重重郁积的怨恨，社会经历了一系列的情感基调演变。嫉妒作为竞争的动力，曾经发挥了特有的历史作用。但随着利益格局相对固定化，社会差异显明化和向上流动机会受到钳制，加之社会性伤害的存在，怨恨成为主导性的情绪氛围。 提纲 一、“一案三制”的应急体系 二、风险灾害危机“连续统” 三、全灾种全过程应对体系 四、转型期社会风险分析 五、群体性事件与新时期群众工作 群体性事件的特点 与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事故灾难三大类突发事件相比，群体性事件不是“一致性危机”，而是“分歧性危机”。 （严格说来，可分三类：自然灾害和公共卫生事件同属一类即“一致性危机”；群体性事件则属“分歧性危机”；而事故灾难介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