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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河戏 摘自《中国戏曲音乐集成湖南卷·下卷》P1063-1075 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藏书 概述 荆河戏，湖南地方大戏剧种。早期班社名称不详。至清代道光(1821--1850)以后，才有“上河路子”、“大班子”、“大台戏”等名称，以区别于花鼓戏。清末民初曾称为“汉剧”、“楚剧”。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也叫“湘剧”。因流行于长江西陵峡以下至城陵矶的荆江河段，并有支流荆河北连汉水，经潜江、城陵矶入长江之地带，1954年湖南省文化局正式定名为荆河戏。 荆河戏在湖北以沙市、荆州为中心，流行于鹤峰、五峰、公安、石首、监利、潜江、宜昌等地。湖南以津市、澧州为中心，流传于临澧、石门、安乡、华容、南县、慈利、大庸一带。南溯沅水至贵州铜仁，西抵桑植、永顺，北及四川秀山、酉阳。 一、剧种声腔沿革 据荆河戏老艺人许宏海等回忆：民国初年，他们在湖北沙市老郎庙看到顺治八年(1651)五月初八重修该庙的石碑(已失)，上有明永乐二年(1404)戏班在沙市活动的记载①。 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袁宏道给朋友沈朝焕的信中提到了“歌儿皆青阳过江，字眼既 讹、音复乾硬”②。其弟袁小修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在《游居柿录》中载他在桃花源饮酒 时以“弋阳梨园一部佐酒”。又在赴荆州王府之饯，见有“吴歙‘和’楚调”的演出。荆、沙、常、澧地区在明万历年间，高腔、昆腔的戏剧班社活动已很频繁，且所唱弋阳腔、青阳腔已经繁衍成具有地方特色的楚调。又据清康熙年间，顾彩《容美纪游》一书中所述，不仅高腔、昆腔，而且秦腔、苏腔等多种声腔都已流行。 明末清初，各种声腔产生了很大的变异，出现了诸腔杂陈、并存争胜的乱弹局面。高腔已地方化，成为本地高腔。乾、嘉年间(1736-1820)，弹腔(皮簧)勃起。严长明所作《秦云撷英小谱》载：“弦索流于北部，安徽人歌之为枞阳腔(今名“石牌腔”，俗名“吹腔”)，湖北人歌之为襄阳腔(今之“湖广调”)。”多数史家认为“襄阳腔”为梆子腔所繁衍，属西皮腔的过渡声腔，也称之为“楚调”。荆河戏弹腔“北路”腔也以此为基础形成。又因曾吸收过川剧的打击乐路子，故老艺人中还有“川打陕唱”一说。特别是北路腔中的“呔腔”在乐调与结构上与梆子腔更有着密切的关系。由徽班带来的二黄腔、安庆调之类的唱腔，也已进入本地，成为南路唱腔的基础。几经辗转，最迟在嘉庆、道光年间已形成为南、北路合流，并逐步形成了“弹腔为主体的剧种，在与地方语言及风土人情的结台过程中，进而形成为地方剧种。但高腔、昆腔都从此走向衰落。 关于荆河戏的发祥地，一说先在澧州形成，然后北移。1957年湖北沙市文化局召开的汉剧、荆河戏座谈会上，荆河戏老票友陈登亮(当时84岁)说：“听我父亲讲，荆河戏班是在明代从湖南来沙市的。”陈父是清八旗军驻沙市的教官。他的说法当有一定根据。另一|说荆河戏是从荆州沙市一带形成后南移。但不论由南而北，或是由北而南，其发祥地均是在荆、襄、澧、常即今荆河戏流行地区。 荆河戏流行的长江中游，南依洞庭，水上变通十分方便，在发展过程中与邻近各兄弟剧种关系密切，互相交流，互相吸收，各自既具特点，又具共性。在清同治、光绪年间(1862- 1908)，荆河戏的三元、泰寿两班和湖北汉戏的同乐、太和两班，同称沙市的四大名班。荆河戏的剧目“山”多，如《火烧绵山》、《翠屏山》等；汉剧的剧目“关”多，如《天水关》等。两者在剧目上互相移植。汉剧擅长唱功，荆河戏擅长做功，互相取长补短。荆河戏与武陵戏同称“上河路子”。早年生、旦、丑三行可同台合演。老艺人说，他们同出一源。清咸丰(1815—1861)以后，荆河戏艺人田育远、伍彩霞、陈化艳、杨宏芝、陈化龙、罗武刚、翦同荣、瞿翠菊等经常到武陵戏班社演出，主要剧目有《铁冠图》、《火烧绵山》、《反武科》、《两狼关》、《寒江关》、《九锡宫》、《三搜索府》、《祭头巾》等；武陵戏也有不少艺人到荆河戏班唱戏，主要节目有《盘丝同》、《闹江州》、《黄鹤楼》等。荆河戏弹腔的[马头调]、[北反]及文场曲牌[流水金钱]、[昭君怨]、[美女思情]等也为武陵戏所吸收。荆河戏与岳阳巴陵戏也有渊源关系，两班的艺人可以同台演出，生、旦、净、丑各行均不隔功。荆河戏与川剧的胡琴戏也有密切关系。据周贻白说：“四川的胡琴戏……直接受荆河派的影响” ③。荆河戏乐队早期用的土锣、大钹是从川剧吸收过来的。光绪年间(1875--1908)，荆河戏的松泰、泰华等班社曾到秀山、酉阳等地演出，有些艺人还在川班里唱过戏，并把川班剧目《背娃进府》、《婊子过关》、《张古老借妻》和“川白”吸收过来并保留至今。荆河戏与辰河戏弹腔也有密切关系，光绪二十一年(1895)安福县(今临澧)艺人周双福、石门县艺人周松贵兄弟二人先后在洪江、黔陌等地区辰河戏科班中教授弹腔。荆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