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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逮捕必要性审查及其机制建设 摘要: 我国的逮捕制度，对于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及时有效地收集证据、惩罚犯罪具有重大意义。可是逮捕措施一旦被滥用，必将严重损害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为此我国刑事诉讼法引入了逮捕必要性条件。目前逮捕必要性的适用，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诸多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建立完备的逮捕必要性审查制度，对逮捕必要性条件的证明、审查、评估等方面综合规范，从而实现逮捕必要性对保障人权的价值。 关键词: 逮捕 必要性审查 刑事诉讼 人权 新《刑事诉讼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刑事诉讼法的任务中，彰显了刑事诉讼法“小宪法”的地位，在这里我们所指的保障人权，应更多体现为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 我国刑事诉讼法，在逮捕制度的设置上引入了逮捕必要性这一条件，即在是否适用逮捕强制措施的审查中，除了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和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两个必要条件外，还加入了，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有逮捕必要性的条件。具体而言，刑事诉讼中的逮捕必要性分三个层次:一是社会危害性，“就是指对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具有破坏作用的行为对社会造成这样或那样损害的事实特征。”社会危险性主要包括两方面含义：妨碍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危险性；继续实施犯罪的危险性。如果犯罪嫌疑人社会危险性不大，就没有必要采取最严厉的逮捕措施。 这段话表明了逮捕的严厉性、双刃性和风险性。根据“无罪推定”的原则，犯罪嫌疑人在被审判机关依法判决有罪前，应被推定为“无罪”，但在必要情况下，又必须通过逮捕等强制措施来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因此必须慎用逮捕措施，避免以保障诉讼为名，行侵害人权之实。 （一）逮捕必要性审查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按照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对于那些情节轻微、社会危害不大、人身危险性小的犯罪嫌疑人，以“无逮捕必要”不予批准逮捕，向法院直诉，既可以使他们在法庭上感受法律的庄严与神圣，又可以防止看守所复杂环境下对偶犯、初犯、尤其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不良影响。 （二）逮捕必要性审查体现了逮捕的制度价值 逮捕是一项严厉的措施，我国刑事诉讼法在坚决维护社会利益的同时，将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作为逮捕制度的价值追求之一。丹宁勋爵指出:“每一个社会均有保护本身不受犯罪分子危害的手段。社会必须有权逮捕、搜查、监禁那些不法分子。只要这些权力运用适当，这些手段都是自由的保卫者，但是这些权力也可能被滥用，而假如它被人滥用，那么任何暴政都要甘拜下风。”逮捕事关公民人身自由的暂时剥夺与限制，当其被滥用或误用时，特别是当它以国家名义被盗用时，它对人权造成的危害是非常可怕的。 逮捕必要性审查的意义在于，在“构罪”的前提下，检察官还应不断的将目光往返于诉讼保障与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之间，努力使二者平衡。通过客观、全面审查必要性证据，判断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危险性大小，以此认定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是否可以保证犯罪嫌疑人不会继续实施犯罪、刑事诉讼活动能够顺利进行。 二、检察机关审查逮捕必要性，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一)证明逮捕必要性的相关证据薄弱 新《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对逮捕条件作出了规定，逮捕的证据条件应当同时具备犯罪事实证据条件、刑罚证据条件和逮捕必要性证据条件。按照《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榆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相关规定，对于逮捕的犯罪事实证据，应达到“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要求。对于逮捕的刑罚证据，应包括犯罪嫌疑人涉嫌罪名的证据、所涉嫌罪名应当适用的法定刑的证据，以及法定量刑情节和酌定量刑情节的证据。逮捕证据条件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有证据证明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有证据证明有逮捕必要。实践中，一方面办案部门大都单纯将逮捕的证据条件理解为对犯罪事实的证据要求，在侦查环节忽视对逮捕刑罚证据和必要性证据的收集、固定，加之证明逮捕必要性，需要侦查机关除了收集证明有犯罪事实的证据外，还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去调查了解关于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是否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是否会妨碍诉讼等情况；另一方面，侦查部门普遍存在重犯罪证据的收集，轻逮捕必要性证据的收集等情况，往往只从成功破案、完成打击任务的角度出发去收集证据固定证据，这就造成了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逮捕必要性证据缺乏或薄弱的现状，从而致使在检察环节由于对逮捕必要性的审查缺乏必要的证据基础而难以对是否有逮捕的必要作出正确的判断，实践中一般也只能把是否系本地人作为衡量逮捕必要性的标准。这导致检察机关对逮捕必要性审查的依据不足，从而对本地人和外地人适用法律不平等。 (二)审查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