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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往中国历史教材谈新教材的编著 方光华，《华夏文化》1995年第1期 本世纪初，中国史学界曾兴起一股史学革命的思潮。这一思潮所提出的一个重要史学目标就是要创作一部全新的中国史。为此，梁启超在1901年发表《中国史叙论》，章太炎拟出《中国通史略例》，一时关于新的中国通史的设想与讨论风起云涌，蔚为大观。以此为起点到九十年代，中国通史教材不胜缕举，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夏曾佑《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研书》、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为代表，第二阶段以钱穆《国史大纲》为代表，第三阶段以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为代表。这些通史教材反映出不同时期中国历史教材建设的特色。 今天，时代和读者对中国历史教材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建设一套新的中国历史教材已经提到日程上来，前不久，国家教委在广州中山大学召开了一次关于历史教学的会议，进一步明确了重新编著新的历史教材的目标。在正式进入编著工作之前，反省一下近百年来的通史教材的方法、体例，应该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 新的中国历史教材的出发点和目标 梁启超和章太炎在预想新的中国通史的特征时曾说：“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叙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而生焉。”“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新史学》这就是说，新的中国通史的基本特征有两个：它必须是国民为本位的历史，它必须是条理井然，有严密内在逻辑线索的历史。上述两个特征很显然是针对旧史学帝王本位和叙事笼统而发的，反映新、旧史学的显著差异。 新史学的上述两个特征，在三代中国历史教材中都有所体现。无论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钱穆的《国史大纲》抑或是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都把历史的主体由帝王为本位转换为国民为本位，鲜明地反映出“国民资治通鉴”的特点。如钱穆的《国史大纲》揭橥两个目的：“一者必能将我国家民族以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以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智识，二者应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前者在积极的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源，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消极的指出国家民族最近之症候，为改进当前之方案所本。”（《国史大纲·引论》）象这种以国民为本位、为国民提供参考的编著目的，成为近百年历史教材的共识。就历史内涵的逻辑线索而言，三代历史教材充分体现出对中国历史发展阶段及其内在规则的认识的深入。夏曾佑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探索了中国社会由渔猎至游牧，由游牧至耕稼的古史演变线索，揭示出不同社会阶段的物质生产以及文化、思想和政治状况。钱穆的《国史大纲》分析了三代至秦汉、秦汉至晚清、晚清以后中国历代国家组织形式、官吏选拔和监督、民族关系、学术文化的发展过程。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把中国历史的社会形态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重点叙述了历史政权制度、社会经济状况、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对外关系、学术文化、农民起义的演变过程。可以说，三代历史教材对于中国社会的内在规则的理解一步一步地走向深入，接近真理。 但毋庸讳言，三代历史教材在体现新史学的两个主要特征时，所选择的角度并不完全是一致的。自梁启超、章太炎开始，就在新史学如何对待中国历史的基本精神上存在分歧。这种分歧联系到史家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以及关于历史继承和发展的关系的理解，联系到史家的文化观。夏曾佑是今文经学流派，刘师培为古文经学大师，他们在编著历史教科书时，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为改革晚清政治寻找历史根据。如夏曾佑说：“智莫大于知来，来何以能知？据往事以为推而已矣。”“而命运所遭、人事将变，目前所食之果，非一一于古今证其因，则无以知前途之夷险。”（《中国历史教科书·凡例》）他还认为戊戌维新之所以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对历史进行认真研究。但无论夏曾佑、刘师培，在当时尚不能触及到对中国历史基本精神的评价，而只能注意弘扬民族历史的某些侧面。而钱穆的《国史大纲》则明确主张，中华民族的未来只能立足于中华文明的历史基础，只有对历史传统的人文道德精神正面继承，才有可能赢得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钱穆和同时期其他史学大家如陈寅恪、陈垣、汤用彤、柳诒征等人一样，是所谓文化保守主义主张在史学领域的反映。翦伯赞则和同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道对历史传统进行批判继承，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对于科学理解中国历史及其基本精神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代表着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近年来，我们逐渐对文化问题采取了一种全新的视野，并开始比较公允地认识到各种文化观的价值。经过具体研究，我们还发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成果体系与文化保守主义等其他史学流派的成果体系并非毫无联系，他们之间存在继承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