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夏商周历史文化.pptVIP

降及战国，各国内部的社会构成渐次由平民取代贵族，国与国的交往渐次功利化、权谋化，社会精神风貌遂亦渐次由价值理性转向工具理性。商鞅入秦，既可以为秦孝公陈述“帝道”，又可以陈述“王道”，还可以陈述“霸道”，一任国君选择。个人毫无坚持。七国之间的“连横”、“合纵”之争，亦只以“权谋”、“智诈”和实力为较量。据《史记 李斯列传》所记载，李斯将要入秦求职时所说的一番话清楚地表现了这种转向。李斯对他的老师荀卿表白心迹称： 斯闻得时无怠。今万方争时，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故垢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 李斯认为，一个人最大的耻辱与悲哀莫如贫与贱。去批评社会污浊与非难利欲追求，且自称为“无为”，这不是“本心话”。当今之世。最重要的是懂得窥测动向，抓住时机。在这里，李斯断然否弃任何宗教信仰与道德操守，而将一切思想与行为仅付诸个人的利害计度。时值秦始皇为了吞并天下，急需用人。李斯以急功近利之心，与秦王君臣“”互市“之意（相互之间为一种买卖关系）甚为投合。由是，李斯成为秦王身边第一人，终于帮助秦国成就霸业，自己则贵为丞相。功利性、工具性的精神风貌至此被推向极至。 四、“士”阶层的活跃与“百家争鸣”的格局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思潮这种风云变化的承载者，便是“士”—— 中国古代的知识阶层。 1.“士”阶层的发生和发展。 “士”在西周时期为贵族的最低阶层。他们有机会接受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内容的贵族式教育，但有时有着具体的职责，以操持各种具体事务为生的。忧郁他们得以接受贵族式的教育，所以他们在精神气质上近于“大夫”（贵族之主体）；又由于他们是致力于各种具体事务，所以他们在技艺训习上、在生活水准上又近于“庶人”（一般老百姓）。《国语 晋语四》记载晋文公对阶层的划分称： 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政平民阜，财用不匮。 可见即便至春秋世明确确认“士”的地位在作为贵族的大夫与作为平民的庶人之间。由于“士”所从事的职事和所“食”之“田”，都是由上层贵族分派的，所以在西周时期，“士”并不构成为独立的阶层。 逮及春秋，原先的贵族阶层纷纷衰败，降为皂隶，与士庶为伍；原先的庶民阶层则正在上升，加入到士甚至大夫的行列。“士”的队伍扩大了。又因，既然贵族自身的地位已不能保，士人无法再以之为靠，由此他们反而得以更自由的扩展自己的生存空间，发展成为在社会上独立的阶层。而春秋后期由孔子开创的、私人办学授徒的风气的盛行，则使“士”这一阶层终于成为既有教养、学识、又有才干的士人，而为社会所重用。 由于“士”作为独立阶层的兴起并极具影响力，战国时各国君主纷纷招揽贤士。《淮南子 修务训》篇记称： 段干木辞禄而处家，魏文侯过其闾而轼之。其仆曰：君何为轼？文侯曰：段干木不趋势利，怀君子之道。隐处穷巷，声施千里。寡人敢勿轼乎？段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势；段干木富于义，寡人富于财。势不若德尊，财不若义高。干木虽以己易寡人不为。吾日悠悠惭于影，子何以轻之哉！ 魏国国君文侯每经过段干木居所，必扶轼敬礼。段干木以布衣之身，受如此礼遇，即表明“士”阶层的声望在战国初年已甚高涨。战国中晚期，齐国为吸纳贤士，在都城临淄设置稷下学宫。史称，先后受学宫礼遇的士人达三千之多。著名学者如宋钘、尹文、慎到、田骈、接子、环渊、孟轲、邹衍、淳于髡等，都曾在那里讲学，荀部还曾三任学宫“祭酒”（学宫主持人）。卿大夫甚至也时兴私家养士。战国末年的“四公子”均以养士成名，其权力与地位也因士而得以确保与扩充。 “士”的阶层既受如此器重，“士”的队伍亦必膨胀。不同境遇、不同价值取向的士人都有志于建构自己的一套理论以立世，于是出现了一种“百家争鸣”的格局。 2.“百家争鸣”与上古时期的学术繁荣。 《庄子·天下》篇在描述“百家争鸣”的局面的形成时写道： 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天下》篇把先秦思想演变的历程区分为三个时期：沐浴在神明的临照的时期，人们依一定的术数了达天意，生活在纯一与和谐之中；浸润于诗、书、礼、乐之教的时期，人们都显得十分有理性与教养；逮变为百家之学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