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讲性别分层.pptVIP

第十一讲 性别分层 性别分层反映的是社会中性别不平等现象。 一、两性群体社会经济地位差距的扩大 当前中国，伴随着社会阶层化的是性别的分层。 在这样一个等级性的社会阶层结构当中,性别分布是:三个最具优势地位的阶层(控制着组织资源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控制着经济资源的私营企业主、以及拥有较多文化资源、经济资源和组织资源的经理人员) 都是以男性为主(约占3/4)。在社会的中间层中,现代中产阶层(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男女分布较平均,但现代中产阶层的上层(较高等级的专业技术人员)中男性比例较高,而中下层(较低等级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女性比例较高;传统中产阶层(个体工 商户)中则男性比例高于女性。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阶层,商业服务业人员中男女分布较平均,产业工人中男性比例高(占3/5);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中女性比例远高于男性(女性约占70～80%)。 二、女性整体地位的边缘化、弱势化 女性整体地位的边缘化、弱势化,可从现阶段存在的就业机会中的性别歧视窥得一斑。据一项对中国就业机会中的性别歧视的研究发现,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着较严重的性别歧视,主要有3种表现: 三、相关讨论 1、性别因素对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存在着影响,但与其它一些因素(社会结构、制度和能力等获致性因素)相比较而言,性别因素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它对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变化的解释力度在1～2%之间。在目前的城市社会经济分化中,个人能力对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影响是最大的,其次是社会结构和制度因素,性别可以归为第三组的影响因素,也就是说,它不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分层机制,但它确实在发挥着作用(李春玲,2002)。 四、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分层 （一）微观分配领域 1、体制内劳动力与体制外劳动力的分层 2、体制内外男性劳动力与体制内外女性劳动力的分层 * * 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家庭主妇及从未就业的女性人数在上升,并且这一群体的年龄在年轻化。过去不工作的女性一般是年龄比较大的妇女,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些二三十 岁的女性不工作(李春玲,2002)。 从男女两性拥有的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和政治资 源的比较看,也有较大差异。若以个人月收入来衡量经济资源的拥有量,以受教育年限来衡量文化资源,以党员和团员比例来衡量政治资源的统计分析,结果显 示男女获得不同类型资源的机会平等程度是不同的。在城市社会,两性在文化资源的获取方面日益平等化,但是,男性获取经济资源或政治资源的机会明显大于女性。 经济资源的拥有:在深圳,男性平均月收入5098元,女性平均月收入2947元,男性比女性高17倍;在合肥,男性平均月收入847元,女性平均月收入616元,男性比女性高14倍。 文化资源的拥有:男女两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非常接近。在深圳,男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比女性多0.4年,不到半年;在合肥,男性平均受教育年限比女性多0.6年。 政治资源方面:男女两性差异明显。在深圳,男性 中的党员比例比女性高18个百分点,男性当中大约1/ 4是党员,而女性中只有1/10是党员;在合肥,男性中党员比例比女性高25个百分点,男性中大约1/3是党员,而女性也只有1/10是党员。男性中的团员的比例也比女性高(李春玲,2002)。 ⒈在招聘广告中明确注明性别、年龄,或者在聘用中明确规定某一性别,使性别不作为必要条件的职业按照性别进行选择,导致某一性别的区别对待。 ⒉尽管就业招聘标准未对某一性别进行限制,但在考试和录取中优先选择男性。 ⒊女性的二次就业相当困难,常常因为婚姻和家庭被雇主拒之门外。生育怀孕往往使女性就业过程出现中断,导致失业。这种情况不仅在民营企业中存在,在国营企业中也难以避免。近年来国营企业下岗职工 2、从现代中国妇女争取平等权利的历史实践看,确有其不同于西方工业化社会结构转型中妇女争取平等权利的社会实践的一些社会文化特点, 将其暂时归结为三点: 一是客体现象,即现代中国妇女是在争取中华民族平等生存权利的民族解放及社会革命中,被“唤醒”争取社会地位平等的主体意识。 二是功能分化现象。 三是意识形态组织现象。 3、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分化中,存在一定程度的女性群体内部的阶层分化问题。 首先,那些居于女性群体内部较高地位者(无论是以进入体制内政治经济核心领域者,还是在市场经济中奋斗的“成功者”),无一不是以进入社会政治经济核心领域及其被权力者承认为自我价值的惟一实现目标;而那些被排斥到社会底层或下层的女性,若要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及较好的社会生存状态,也是以现实的社会经济地位价值评价为指归。其次,女性“成功”者,无一不是以双重付出——身心健康与个性幸福为代价而博得今日的“社会成就”以至重蹈“身体”、“性命”被政治化、工具化之男权文化之覆辙。再次,女性社会地位的获得机制是一种性别交易的市场交换机制,而不是一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