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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影印：薪火再传递 传统亦创新 　　编者按：古籍影印是古籍整理与出版的重要方式，也是延续古籍寿命的必要手段。古籍出版是传统学术研究的基础与保障，更是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必要支撑，因为古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承载着中华五千年的文明。一直以来，古籍影印出版人默默耕耘，不问收获，似乎已被业界遗忘。近几年，随着政府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古籍影印渐渐得到人们关注。2015年初，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建社三十五周年座谈会的召开，引爆了业内媒体对古籍影印出版空前广泛的报道。借着这一热潮，本刊对古籍影印出版的生存状态进行系统梳理、深入剖析，以就教于方家。 　　做好古籍整理出版对于让国人认识历史，让世界认识中国，具有重要意义。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经过学界和出版界的通力合作，我国的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已硕果累累，成就了中华书局等一批享誉海内外学术界的古籍图书出版重镇。不过，即便荣誉在身，古籍出版却经历了惨淡经营的阶段，许多古籍社曾自嘲为“丐帮”。近些年，一些古籍社主动出击市场，从“曲高”的深奥典籍到“亲民”的通俗读本，从阳春白雪到雅俗共赏，古籍社在坚守与转型中砥砺前行。 　　一、坚守历史使命，弘扬传统文化 　　目前，古籍影印出版领域有三大领军出版社，包括中华书局、黄山书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三家出版社，各有千秋。 　　1958年，中华书局成为整理出版古籍的专业机构，徐调孚、陈乃乾、赵守俨、宋云彬、杨伯峻、王仲闻等古籍整理专家陆续汇聚中华书局。中华书局在时任总经理兼总编辑金灿然的倡导下，学术气氛浓厚。在2003年底的一次座谈会上，北京大学教授袁行霈寄语中华书局“守正出新”四个字，很快成为新世纪中华书局的“局训”。为了弘扬传统、服务学术，重要的基本古籍，即使内容再专，市场再小，也要坚持出版。与此同时，挖掘典籍中的精华，让大众通过不同的载体和方式共享传统智慧，同样义不容辞。 　　黄山书社，建社三十年来，从一个不足十人的小社，成长为员工百余人、综合实力排名古联体第2名的专业强社，2014年实现销售收入1.6亿元，利润突破2500万元，连续三年实现销售收入15%、利润10%的高速增长。黄山书社恪守古籍出版的文化责任，克服古籍图书投入大、效益差等困难，坚持履行出版企业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每年拿出经营收入来补贴古籍出版，并一改传统古籍图书刻板、灰暗的老面孔，编校精良、包装精美，使之兼具文化价值和收藏欣赏价值，将古籍做活做出新意。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建社三十五年（1979―2014）特别是近十几年， 坚持将古籍影印作为出版主业方向，视为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和支柱。几代出版人践行着“揭示文献，嘉惠学林，传承文明”的追求与梦想，影印出版了24000多种古籍，一方面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原典性史料，促进了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另一方面让珍贵的古籍和民国文献化身千百，为古籍和民国文献的再生性保护提供了可能。为此，2009年在原新闻出版总署首次出版社评估定级中定为“一级出版社”，被授予“全国百佳出版社”称号。国图出版社古籍影印图书销售码洋、出口码洋均在业界领先，成为古籍影印出版领域的权威和龙头出版社。 　　除了以上三大出版社，还有很多出版社在古籍影印方面卓有成就，开辟了自己的特色。如，上海古籍出版社坚持古籍整理和学术著作与普及传统文化读物并重，排印和影印并举，大中小型图书合理安排的出书框架。还注重出版物的文化含量与提高经济效益相统一，加强多层次的标志性品种与扩大规模效应相统一，从而积极主动地贯彻适应市场，引导市场这一宗旨。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图书在海内外学术界、读书界产生良好的影响。多种图书分获国家图书奖、全国古籍整理优秀图书奖、金钥匙奖、上海市优秀图书奖等。另外，凤凰出版社、巴蜀书社、岳麓书社等，这几年在古籍整理方面也做得很有成绩。 　　二、发展中存隐忧，定位和人才是关键 　　在古籍影印欣欣向荣的同时，我们也看到，目前我国古籍影印在质量、内容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以讹传讹，对读者产生了误导;很多古籍出版物没有获得合法著作权、盗版猖獗，成为知识发展的重大障碍;古籍影印编辑人才缺乏，等等。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杨忠指出，目前，一些并不具备古籍出版资质的出版单位也在出版古籍，有些质量比较低，业界亟需建立相关行业规范，特别是影印出版，更需要有指导性的规范约束。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属于影印出版领域的领军者，具备充足的经验，有责任、有义务首先将影印规范做好，进而形成对其他出版单位的指导性影响，这对于减少相关出版中的失误非常有意义。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进一步指出：出版社重要的是自己的定位问题。国图社的图书，来自图书馆又回到图书馆，这和其他社侧重于出版个人著作不同。国图社应充分利用资源优势，挖掘一些其他出版机构不易寻找的资源，以方便读者